6月12日，过万名市民到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请愿，促请政府撤回《逃犯条例》。期间警方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宋碧龙／大纪元）
如果说，持续了数月的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那么，连日来发生在香港的“反送中”则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峙与较量。
对于这场较量，我们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到底孰善孰恶？看着港警手握枪支、全副武装，与仅仅撑着雨伞、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的普通市民泾渭分明的对峙着，不知又有多少人能认清这其中的善与恶呢？至少，在如今的中国大陆，能用心智、慧眼来看待“反送中”的人并不多。
有博主反映，“今天遛弯听见有人聊香港游行的事。基本上都在说香港人瞎折腾”；“我问为何出此言？对方回答：凭什么香港人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最好让香港人跟咱们都一样。这样就公平了……”不难看出，在大陆人眼中，只要上街表示抗议，就是在“瞎折腾”。他们认为，同样是中国人，香港人若不跟自己一样，乖乖当顺民，就是不公平的，就是在作恶。因此，港府镇压、港警施暴，怎么看都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惩恶行为。
可笑的是，这样的认知在正常的人类社会，其实是不存在的。已被中共奴化的大陆人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早已丧失了如何挺起腰板当人的记忆、忘却了要“翻身作主人”的愿景。尽管他们自己不愿遭受暴力，但面对中共施暴时，他们又会表现出难以想像的忍耐与宽容；根本想不起来自己作为纳税人的身份以及政府只有保护人民的职责，而没有肆意向人民施暴的特权。
若用这种是非颠倒、善恶倒置的逻辑，显然看不懂坚守法治、正义的港人与恶法、恶警之间的善恶对峙。那个《送中条例》（又称《引渡条例》）之所以被视为恶法，其实从中共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送中”的“中”指的就是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在立法、司法系统皆已沦为政治工具的中国，“逃犯送中”的决策能与中共无关吗？然而，中共外交部却仍在狡辩，说“是港府自己的决定”；中共驻英大使也对外宣称，中南海“从未指示香港修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逃犯送中”要是件好事，中共又为何如此避讳？要能让港人都表示拥戴、而非抗议，中共又何必急于撇清干系？这不恰恰证明了，《送中条例》就是在明知会激起民愤的情况下，还要强制推行的恶法吗？对于这项恶法，有人形象的解释，“送中”之前，香港人被捕后还能联系律师；“送中”之后，香港人问问“铜锣湾书商”到大陆后会怎样？还有人解释，“为什么香港普通民众那么在意把罪犯送回大陆”，就是“因为按照大陆的标准，香港差不多人人都是罪犯”。
仅就“反送中”而言，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已发表社评，称此举是香港“反对派勾结西方”。被外界视为“完全是奉中共的旨意”行事的林郑月娥，也公然把警民冲突定性为“有组织的暴动”。尽管相比700万港民的总数，此次走上街头抗议的100多万只占到了1/7，然而，这些有家、有口、有朋友、有亲人的示威民众，却足以代表整个香港社会的民意。中共擅长搞“连坐”是众所周知的，若给抗议者扣上“反对派”的帽子，不就把所有的香港人都视为“罪犯”了？
放眼西方、回首古代中国，只有独裁政府与不德的暴君才敢公然与百姓为敌。在中国古代，帝王绕不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理、天道；在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的执政者跳不出权力制衡、司法制约的结构与框架。无论是古代帝王的德治，还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法治，都是建立在“为民”的基本宗旨之上的。任何一个政权若违背了这一宗旨，那就是失职、失责；若要再对人民施暴、用强，那就更是罪恶滔天了。
因此，香港的警民冲突发生之前，当被朋友问道，港府是否会采取暴力镇压抗议民众时，我十分肯定的回答“（港府及其背后的中共）他们不敢”。因为如今的香港仍不比大陆，它仍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那些世界发达国家的眼皮子底下，中共要敢公然与港民为敌，那就是在公开表示，要与所有民主国家、自由社会为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邪恶嘴脸、流氓作派毫无遮掩的暴露在世界面前。
况且，中共若选择在此时“露出獠牙”，也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贸易战未果，美国的制裁已让中共无力喘息；再加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封杀与围堵，中共此时还敢逞凶、叫嚣，岂不是在找削、找死吗？
或许，惟一合理的解释还在中共身上。作为从建立之初就表示要信奉邪灵、追随撒旦的邪恶政权，中共不完成它搞乱世界、祸害人类的“基业”，是决不会罢休的。它只有一刻不停的作恶，才能苟延自己这个恶毒的生命。有一天，它恶不起来了，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中共若是毒瘤，就必定会让毒素蔓延，而不是停止散毒。
此外，人类善与恶的对峙与较量，其实早已在冥冥之中做了既定的安排。假如创世主归来、慈悲世人，就一定会让更多的善恶对决、正邪大战在人类的舞台上展现出来。而如此安排，也是为了让世人尽早发现，善恶之间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只有清楚的分辨出孰善孰恶，明智的预见到作恶的下场与恶果，世人才能从善如流，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