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立恶法的人，哪一个能得善终？
乱丢垃圾，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也是要被判刑的：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
判什么刑？剁手。
这可不是现在的网络用语，是真的砍掉手臂。
这样的严刑峻法，后世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商王朝统治者有超前的环保意识，因为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商朝人民思想落后，非用重刑不可。
实在想不通，三千多年前，煮饭也好，煮人头也好（那时候是家常便饭），百分百用柴火的时代，商朝的统治者，居然会想到垃圾会污染环境。
你咋不说女娲补天是因为臭氧层破了个大洞呢？
也有人从农业和畜牧业角度开脑洞，说“灰”就是草木灰，灰化肥会发挥，直接能提升商朝的GDP，所以必须统一管理，变废为宝，浪费就是犯罪。另一说，马怕草木灰，特别是刚出炉的，温度太高，会烫伤马蹄，甚至害死马宝宝，削弱商朝的军事力量，所以非重刑不可。
照这么说，武王伐纣，根本不用搞那么大阵仗，神神鬼鬼咋咋呼呼的，让姜子牙撒豆成灰就可以了嘛，绝对比海带阵管用。
现代的专家们，真是替古代的统治者操碎了心。还不如两千多年前、战国晚期的法家韩非子，他在自媒体中如是说：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韩非子《内储说上》
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商朝整治乱扔垃圾的刑法太重了，就去问孔子，老师您怎么看？孔子说：“这是治理百姓的好办法啊！灰洒在街道上，必然会尘土飞扬，乱打人脸，被打脸的必然会怒，怒了就会开撕，一开撕，必然会导致家族之间大乱斗，国家就乱了。所以，严加处罚是应该的。再说了，重刑肯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是，不乱倒垃圾，却是百姓容易做到的。让百姓认识到，做些力所能及的，就能避免遭受厌恶的刑罚，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治国良方。”
完全没毛病，是不是？
但是，先别急着“弹冠相庆”，这一段孔门师生对话，除了韩非子自己的公号，从未在任何跟孔子有关的平台中出现过。从内容来看，也跟孔子一直推崇的“仁政”互相打脸，所以后世史家都认为，这是韩非子自己恶意编造的（就像我造成语的反，总是瞎编经典）。
法家为了证明严刑峻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无所不用其极，这也不是孤例。韩非子的用意，你懂的——看，连儒家的圣人都说“刑弃灰”有利于国家大治，你们还叽叽歪歪什么。
反正那时候搜索全靠翻竹，是重体力活，他说这是孔子说的，谁能证明不是？
可惜，法家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世。首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或考古证明，殷商时真有“刑弃灰于街者”的刑罚，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相关记载，就是韩非子的自媒体。
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刑弃灰”的实锤吗？有，但它既不是商法，也不是周法，而是“百代都行”的秦法，其立法者，正是韩非子的法家前辈，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
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在吹捧秦二世的奏书中说：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李斯引用了他师兄韩非子的话说，慈母多败儿，严主无强仆，为什么？就是重刑罚的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路上乱扔垃圾的要判刑。乱扔垃圾本来是小过错，判刑就是重罚，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轻罪重罚。因为，犯了轻罪都被重罚，还有谁敢犯重罪呢？所以百姓都乖乖听话。
看到没有，这就是法家的强大逻辑。商鞅正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后世很多史家都认为，“刑弃灰”是从商鞅才开始的，包括顾颉刚，他是这么说的：“然则商君之事传至三晋，讹商为殷，因伪商君之法为殷之法，将历史事实提前了千余年，而韩非后复饰为孔子、子贡问答之言以证成之。”
商鞅原来叫公孙鞅、卫鞅，在秦变法成功之后被秦孝公封为“商君”，商君“刑弃灰”，传着传着，被误认为“殷商”的商，韩非子为了圆谎，就编造了孔子和子贡的问答作为佐证。
个人倾向于相信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因为商鞅的变法，除了“刑弃灰”这样的恶法，还有更变态的，比如，强迫分家。其《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一户家族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如果儿子长大了不分家，所有的赋税都要加倍。
本来，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分不分家，应该是百姓的自由，为什么要立法强制？
因为，新法的分田、征税、征劳役，都以户为单位，户数越多，国家的财政收入越高。
现在你知道，“垃圾儿女要分家”的标语是怎么来的吧？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不是说着玩的。
商鞅的恶法还有一条更令人发指的，就是什伍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什伍，即户籍与军队编制，百姓五户编为一伍，二伍编为一什；军队中，五个士兵编为一伍，二伍编为一什（队伍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一个百姓犯罪，十户人家受株连；一个士兵犯军法，也是十个士兵受株连。
《商君书·禁使篇》中还规定，“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之间，也不能互相包庇，发现违法事件，一定要向政府检举揭发。
如果不举报呢？“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知情不报，要被一刀砍成两段；举报的，跟斩首敌人首级同等奖赏，包庇罪犯的，跟投敌同等处罚，当然也是死罪。
孔子曾说过：“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矣。”就是亲人之间互相包庇，这是从人伦、亲情出发的表现，是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应该推崇的价值观的。但到了法家这里，亲情不是法外之地，大义灭亲才是黑心价值观。
是不是有点眼熟？
有人喜欢用变法成功让秦国强大、为后来嬴政扫灭六国打下厚实基础来证明商鞅的伟大。确实，商鞅在复兴秦国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只要不是选择性失明，就应该看到，那么强大的秦帝国，只传二世就玩完了。这是为什么？
一句话：成也恶法，败也恶法。
因为恶法，“天下苦秦久矣”，所以陈胜吴广走投无路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强大的秦朝，没几年就土崩瓦解了，真应了那句话：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秦始皇的后代，没一下有好下场：秦二世死于“忠心耿耿”的赵高之手，子婴被项羽残杀。
江山万代？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那么，那些设立恶法、推行恶法，鼓吹恶法的法家们呢？
商鞅，因为树敌过多，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一死，秦惠王上位，政敌就告他谋反。秦惠王要抓商鞅，商鞅出逃，路上想开房，没有酒店敢接待，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按商君的新法，来开房的如果没有身份证，酒店从业者也要被连坐。最后商鞅被抓住，受极刑——五马分尸而死。
韩非子，因为太有能耐，他师弟李斯怕秦始皇会重用他，于是就陷害他，最后被迫服毒自杀。
李斯，斗不过更狠的赵高，被迫承认谋反，被腰斩于咸阳，株连三族。
赵高呢？权倾一世，最后也被新主子诱杀。
你看这些立恶法的人，哪一个能得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