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序（张国焘）
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序
二十世纪的初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大时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主张，虽因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官僚之反对和破坏，末克实现，且曾发生过袁世凯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的悲剧，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这一时代的中国青年觉醒起来，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待至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传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组织，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此我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曾做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并领导广东农军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上，我是红四军及红七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抛弃了过去十一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我脱离中共后，曾一度抱着营救旧日同志的心情，参与湘、粤、赣边六属招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抗战胜利退役后，曾参与民意代表活动，出任广东省参议员。至国内战争再度爆发，因应当时环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为共产党占领后乃移居香港。这是我奋斗中的艰苦略历。
我和毛泽东私人并无仇怨，在井岗山及闽赣苏区斗争时期，均在党组织和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曾对他的独裁作风和残忍个性感到不满，同时，我也曾对他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被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排挤时，我还一度对他发生过同情之感！
但是他这二十一年来的作为，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参加韩战，牺牲中国无数的生命财产，到三面红旗运动陷全国于饥饿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干部和压制文化人，摧残学术文化，制造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证明他愈来愈是倒行逆施。
至于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我抵香港后，曾写“我与红军”一书，藉我的亲身径历，报导中共政治军事斗争实况，及其领导同志间的恩恩怨怨。时至今日，十多年来，中共的措施，及党内领导同志间的矛盾，仍然因循着过去的路践发展，造成近年的混乱之局，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假若其领导阶层的现状不变，则其党内的门争，势必循环相应之下，致国家建设不能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须的改善，一旦因内争而发生内战，则外侮必至！其影响所及，又何只中国人民受害而已！
关于共军在初期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动，是我们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已有所叙述。现在特将近年回忆所得，以及写“我与红军”时忽略了的许多事件，著作本书，俾读者对中共问题，能得到深刻的了解，这是我著作本书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