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奉师部之命，移驻永兴县城。师部亦于此时奉武汉方面之训令：将教导师改编为第十三军，农军亦改编为十三军补充团，以龚楚为团长，李资为副团长，并发给军服每人一套。官兵一闻此讯，登时议论纷纭。当时乐昌籍农军一部（约四十人）提出反对，要求回乡，经我几番劝导，均难阻止去志！遂由大队长薛仰圣率领回乡。
但是彼去此来，在这期间又陆续有乐昌、仁化的工农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绅的摧残和压迫，赶来归队，据他们报导家乡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乐昌县长刘应福于农军北上后，即滥捕了三十余人，三天内枪决了商会主席周×、理发工会主席郭×、附城乡农会主席谢×、坪石镇李家泉等四人。现仍向各乡搜捕农会分子，我的家里也被搜查，所有值钱的东西及书籍全被没收，但没有捕人。
二、仁化县自农军撤退后，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进攻，经过两次混战后，大部份工农积极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领导下，退入石塘水寨据守，反动武装，屡攻不下，第四天由韶关调来了范石山部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围攻水寨。当他们来时仍在战斗中。后来该水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卒因粮食断绝，才被攻陷，工农群众死伤百余人，被俘妇孺百余人，有武装的即突围逃上大山（雉鸡山）继续打游击战。
我们听到家乡这些不幸消息，均异常悲愤。但对那些平日有思家观念和意志动摇的农军同志却坚定下来了，他们打消了要求回乡的意念。我则因老母无恙而稍堪告慰。
时间大约是五月十日，我们奉命经长沙抵达武汉，驻于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园内。
“春草堂”花园，面积很大，占地约有五十亩以上，园门“春草堂”三个大字，系出诸康有为手笔，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花木繁盛，并有几座平房，足敷一团人之营地，居住环境好极了，但缺乏操场，训练部队须在园外公路上，斯时正值春雨连绵，路上泥泞难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们的番号虽然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十三军补充团，但党（中共）和政府（国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广东工农军，所以特别关怀，发给了我们慰劳金一万元（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央纸币）及每人内衣两套，顿使全团官兵皆大欢喜！
当时中央纸币的价值是与银洋（大洋）平兑的，但那时因武汉中央纸币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响，且因军费浩繁，而税收又短绌，币值影响了社会的物价。武汉工人因此纷纷提出要求加薪及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劳资的对立日趋严重，因此使工业生产陷于半停顿的状态中。由于币值贬值所影响，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铜币，原是每元中央纸币兑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兑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时银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财政已趋于不稳定，经济亦开始陷入混乱状态。
军事方面：当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国府（武汉）原拟先行东征讨蒋，稳定武汉后，才再行北伐，但此议为加伦将军反对，同时北京张作霖大军正由京汉、津浦两路南下，企图分攻武汉、南京两地，迫使武汉、南京双方不能不暂时放弃敌对行动，各自分头北伐，迎击张作霖。结果，两方面都将敌军击溃，津浦线南京北伐军北进，占据徐州，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与由陕西东下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张作霖部败退至黄河北岸。于是陇海全线为北伐军所控制。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方面，正当北伐军在前方苦战之际，国军夏斗寅趁武汉空虚，于四月十四日发动潜袭武汉事件，接着长沙许克祥于发动“马日事变”后，深知湖南农运过火，便逮捕地主豪神，游街示众，尽情侮辱，任意屠杀，连革命军官家属都不放过，一样照拉照杀，甚至连中共高级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杀戳。武汉工人运动亦趋激烈，工农群众这种无原则的激烈行动，已闹得如火如荼，无法收拾，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民心动摇，特别是对唐生智部的湖南籍军官影响至大，因为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离乡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战，而家乡的父母妻子则惨遭农民的屠杀或侮辱，试问谁无家室之想？于是军心动摇，影响士气甚大！
在这时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拥汪反共。顿使各军对中共日渐离心。造成这种严重事件，当然要中共负全部责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虽曾一再通令各省共党组织及工农会组织禁止侵害军人家属。但湖南农运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他根本就反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原驻防于湖北省宜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进攻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十七日占领汀洒桥，准备向武昌纸坊进攻，卒被新成立的国军廿四师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千余人所击溃。对党中央的指责，不承认湖南农运有过火的说法。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党中央都无法纠正。继之即发生军人叛变事件。
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原亦不满蒋氏所为，也受各地过火的工农运动所影响，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种种压力，就呈现不稳状态，致令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亦渐动摇，以至影响全局。
我们自到武汉后，罗绮园即离开部队，自居汉口，当时我只是一个中级干部，对各方情况不明，故经常奔走于汉口、武昌纸坊（十三军军部驻地）之间，向住在汉口之彭湃、罗绮园及陈嘉佑军长等连络，以探听消息，至六月初，国共关系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罗绮园郑重的告诉我，他说：“汪精卫已动摇了！唐生智已宣布拥汪反共，现在我们可靠的部队，只有廿四师叶挺部，十一师周士弟团，武汉警备团。张发奎或不反对我们，至于陈嘉佑，现时的态度还好，不过他的部属多是湖南人，将来恐怕不大可靠。你领导的一个团，现在是本党重要军事力量，党中央要你们集中武昌城内跑马场，随时准备应变”。
罗绮园这一席话使我十分不安，我觉得党中央过去对军队的工作忽视了，等到面临危急时，才知道重要，现在我们只有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试问将来怎样应付事变？我当日即跑去见陈嘉佑军长。他见我到来，虽脸露笑容，但眉宇间显有隐忧。他问我部队的情形，我告诉他有关部队的一般情况：官兵情绪向来很好，日常训练工作由副团长李资负责。驻地是一座大花园，环境优美，可惜无操场可用。他听罢我的报告，就对我说：“现在国共两方似不甚融洽，将来演变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你尽可放心，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都要庇护你们，我绝不会做出对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对你倚望正殷，将来我必定设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说：“昨日罗绮园同志曾来过，谈及你们的驻地不便训练的事，现已商得警卫团方面的同意，将跑马场的营地让出给你们，此地与军部较为接近，以后连络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诉参谋长，日间即有命令给你”。
我回到团部已近午夜，虽经整日奔驰，但仍无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罗绮园告诉我的一切；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又面临分裂阶段，今后的演变如何？把这团人移驻武昌城内，显然是党对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陈嘉佑又极力想争取我，说什么要提拔我，这无非是一种拉拢手段。我是党员，要遵从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跟陈嘉佑走，那岂不是跟国民党跑吗？这些问题，我怎样应付？左右思量，真的无法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