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7日下午元朗未被警方批准的集会演变成年轻抗争者与警方对峙和冲突，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再次发射，香港持续了两个月的反修例运动已经开启了一种常态化的反政府、无政府和“焦土化”抗争运动，而运动的诉求已从“撤回修例”，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暴力行为，以及林郑下台发展为重启政改，实行真普选。反修例运动与2014年“雨伞运动”最大的不同是泛民政党与碎片化的网民没有了当年的策略和路线分歧，形成了前线抗争和二线支援的战术佈局，并且从“和理非”过渡到勇武化，而主流民意则理解和支持适度武力的抗争模式。
《塔西佗历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香港反修例运动持续效应已形成“塔西佗陷阱”。港府和中央政府做得任何事都难以弥补抗争者的怨愤鸿沟，而可预期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立场与诉求者天壤之别，僵持局面难以化解。
亲政府阵营的悲观数字显示，连接中国 大陆的高铁乘客稀少，明显有别于运动之前的每天平均6-8万人次；旅游业萧条，游客大量减少；出现乱象的地区，店铺停止营业；26日的香港国际机场到达厅，抗争者聚集高喊口号，衬托了民阵早前向16国领事馆呼吁将香港列入旅游警示名单的行动。11国已发出旅游警示。
年轻的抗争人群并不介意香港的生活常态被打破，“与香港一起毁灭”的焦土路线显示他们讨厌现在的“一国两制”，要求掌握自己和下一代香港人的命运，有些人甚至不惜被捕和在争斗中牺牲。
“三无”运动以年轻网民为主体
这场运动已经发展成“无政党、无中心、无领袖”的三无形态。2014年雨伞运动中的主导人物和政党在运动中角色被边缘化，只能作为后勤和文宣支援的角色。泛民政党更加不被纳入运动的主导平台，因为分散的网民反对政党利用运动“抽水”（获取利益）。民阵作为一个50个社会组织联盟的社运平台，因为没有选举利益，在运动中充当了游行集会组织者的角色，掩护了不愿被领导的网民发挥激进抗争作用，而其作用在激进行为、暴力、网群动员、宣传中起到了民阵难以顾及的效应。
“三无”的社运特性使政府找不到谈判对象，而政党没有民意授权，只有个别的泛民政党立法会议员自愿充当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协调人，但警方认为他们本赉上与示威者合谋而不予理会。“三无”将会是香港今后社运的主要模式，网络动员的参与者主要是参加过雨伞运动的90后青年，他们善于利用网络特性来进行动员，而受众都恰好响应这种模式，使“三无”得以发挥效用。
李立峯的调研结果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峯的团队从6月初大游行开始到现在，进行了持续的现场调研工作，得出了一些数据和一些结论。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和理非看武力抗争和运动激进化的‘团结路径’”文章，其中的要点有客观的概括：
一、反修例运动在6月大爆发，政府宣布暂缓，但错失时机，6月12日立法会外的冲突过后，警方处理手法已成另一焦点。政府没有进一步回应诉求，示威行动逐步升级，终于出现7月1日冲击立法会事件，以及近两周的警民冲突；
二、在支持运动的市民之中，进入7月15日这一周，纵使很多人都担忧冲突会愈演愈烈，“不分化、不割席”的共识仍然存在。若论广大民意，难免会有中间派市民因冲突场面开始对运动反感，但整体上仍未有很明显的“民情逆转”。在素来重视和平与秩序的香港，运动支持者以至大量市民对激进行动的接受程度，似乎前所未有地高；
三、七一调查问到被访者同不同意“庞大的游行人数能令政府聆听民意”和“激进的示威手段可以令政府聆听民意”。49.6%的被访者认同庞大游行人数的力量，40.5%认同激进示威手段的力量。多样行动模式互相配合是运动参与者共识。高达83.5%的被访者认同“政府一意孤行的时候，抗争者採取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四、运动参与者并没有盲目地接受激进示威。超过一半被访者同意“激进的示威会令社会上其他人反感”，不同意的只有12.2%。当被访者被分为3个年龄组别时，就算是最年轻的受访者，都有超过一半同意激进示威可能令运动失去民意。示威者的确担心激进行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当政府持续不正面回应诉求时，大家认为激烈行。在所难免。
五、问到假如政府除暂缓立法外不再作任何让步，运动的下一步应该怎样，结果只有5.1%认为应暂停运动让社会恢复元气，45.1%的被访者认为应以现时的抗争形式及规模定期动员，39.1%认为应进一步把抗争升级。在沙田游行调查中，问所有被访者，如果要升级，哪一种方式会较为有效。结果33.0%选择“进一步扩展和平示威的规模至全港各区”，42.0%选择“以更多行动瘫痪政府运作”，23.2%选择发动三罢，28.5%选择“进一步把抗争的武力升级”；
六、香港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几个星期经历了快速而覆盖面广泛的激进化（radicalization）。社运研究学者Lorenzo Bosi与Donatella della Porta曾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提出3个激进化的轨迹：意识形态路径（ideological path）、工具路径（instrumental path）和团结路径（solidaristic path）。第一个路径建基于意识形态，参与激进行动或组织是因为对革命性转变的追求。工具路径建基于对较阶段性的社会转变的渴求，参与激进行动或组织是因为觉得制度化的政治机会已经消失，温和行动失效。团结路径则建基于对所属社群的认同，参与激进行动或组织是因为在政治冲突升温时，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所属社群。在6月中由工具路径主导，6．12的冲突，全因政府漠视百万人的游行，和平手段失效，示威者唯有把行动升级。但到了7月，激烈行动主要是通过团结路径而发展出来的。地区游行后的那些佔领行动，单从工具理性出发，是不容易说得通的，我们目前也未必搞得清楚它们实际上是如何开始的，但行动一旦开始了，它们就是展现团结的行为。沙田行动那天，在现场看着那条几百人筑起的物资线，就会明白这不止是一小撮人的勇武行为，那是几千人同心合力的行动；
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眼下最能缓和局势方法。在上述的激进化进程已经成形之际，谴责不会改变事态发展的方向，它只会强化对立，令持续升级变得更为可能。说到底，唯一能解决危机的是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虽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但的确是眼下最能缓和局势的方法。让一个委员会在不单独针对（但固然也不能豁免）警方这前提下探究整件事件，已经是个很低的要求了，而且进行调查这个行为本身是“中立”的。如果连这一点也不做，难怪部分市民开始觉得，政府根本就想冲突持续升级至“有事发生”，在高度不信任政府的状态下，若果真的有什么严重事情发生，运动支持者都只会觉得政府是始作俑者。
通识教育内容和提法与大陆相异
批评目前乱象的前任特首董建华也许说得对，多年来，香港的通识教育教科书内容没有经过政府教育部门的统一编写和审核，太过依赖各个教育机构和出版社的自编和理解，导致许多历史事实被单方面解读。20多年教育出来的香港年轻人对国家、对中国历史、对重大政治事件，有着与中央政府完全不同的认识。
香港的中小学通识教育教科书中的许多关于历史事件的论述，基本上是根据香港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编写的，其中与中央政府的 大陆教育口径差距较大，无论是对六四事件还是佔中运动的论述，都偏向于香港制度和市民的意识形态立场。香港的教师在教育学生过程中也普遍带有本地价值观偏向，这种趋势甚至扩展到幼儿教育阶段。23条国安立法和《逃犯条例》无法审议，就是通识教育的结果之一。因此，在一国两制下，通识中的政治解读难以一致，大陆和香港两地人民的政治立场难以统一，香港的教育为中港政治博弈造就了大量的后备军，一国两制成了千古难题。
香港与台湾的共同点
面临大选，台湾人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台湾目前面临三大难题：日子苦；青年前途黯澹，买不起房子，事业前景不乐观；与大陆的关係不好，影响融合及经济发展。香港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香港人需要什么样的特首？香港的经济发展逐步被大陆抛离，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社会向上流动不畅，事业前景不明朗，因普选无法落实的原因，因固有价值观与 大陆格格不入，面对意识形态的大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反弹激烈，本土意识高涨，与 大陆的隔阂加剧。在近段的反修例运动可以看出，香港和 大陆的意识形态反差很大，融合不易。以上几点都与目前台湾的情况相似。只是大陆对香港的经济联繫仍然密切，与两岸经济关係有所不同。
台湾的选民希望新的领导人解决三个难题，香港的市民也希望特首解决类似的问题。
普选的落实是问题症结
反修例运动中，几乎所有抗争者都同意，如果香港有真普选，由他们选出的特首具有正当授权，就不会再出现要求特首下台的声音，“塔西佗陷阱”不容易形成。
反修例运动的持续，以及将来出现的社运都不可绕过普选这个议题。抗争者的五大诉求将逐渐与撤销8.31决定和重启政改等诉求挂钩。即使反修例运动平息后，社会运动的诱因还没有解除，长期性的政治纷争将会围绕一国两制的真正落实而展开。
在年轻抗争者看来，香港的独特制度和生活方式没有受到尊重，意识形态受到大陆的侵蚀，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精神没有得到落实，普选进程失败，港府公权力失去信任，“一国”压迫“两制”，因此不得不造反。目前看，造反的力度相当大，超越了“雨伞运动”，超越了2010年兴起的文化保育运动，造反的意识和行为有持续发展的趋势，反修例是诱因之一，但不是未来唯一的运动诱因。在僵局下，当局如果不改变思维，年轻一代这种游击方式的“香港复兴运动”将会依附在将来不同的争议议题上，成为一股长期的反抗力量，而造成中央政府所属意的“一国两制”概念无法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