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内战后，港中边境变得相对执闭。
身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过邻国的政治动荡，走上自己的发展轨迹。到1970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观成就。以香港为家乡的本土意识，原本只见于上层阶级，如今已发展为庶民之集体意识。
虽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麦理浩时代（1971-1982）的一连串改革，特别是廉政公署之成立，令香港人意识到政府理应为民众利益而服务。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识到要当家作主。香港人认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国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实际运作上等同于一个类国族国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视港中分治之政治现实为常态，则令香港人成为一个自在的国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两国因新界租约而走上谈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却无缘置喙。最终香港人沦为被卖的孤儿，两国签订《联合声明》后，香港笃定要于1997年沦为称作「特别行政区」的中国殖民地。中国在谈判初期曾暗示可让香港「民主回归」，但在米已成炊后，却又坚持采用由宗主国联同权贵操盘的制度。香港人曾为民主抗争过，但是八八直选、基本法起草、以至是与政制无关的大亚湾核电厂工程，中国这个新殖民霸权都要敌挡香港人的意愿。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选择移民他方，离开这个伤心地：事实上在1980年代末，这座五百万人口的城邦已走了十万计的人。
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国能于1997年前走向自由开放。
事实上，当年中国的确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纷纷思索前路，想象着更自由的未来。当年中国拍了一部叫《河殇》的纪录片，反映出新一代对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
而在1980年代末，争取民主自由的学潮的风起云涌。当他们于1989春为追悼身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门广场发起抗争，那一鼓冲劲，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权，重拾对未来的寄望。
天安门学运最终悲剧收场，自由派的领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没被抓的又流亡海外。
留在中国而又坚持下去的，则势孤力弱。此后中国政权向新一代施以面包、把戏、棍棒和洗脑国民教育。
香港与中国，自此又再愈行愈远。
这场学运，一方面唤起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觉有去开化、解放中国的责任。
另一方面，这场学运又唤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令他们意识到要参与香港这个家乡的公共事务。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迫压，亦令香港人意识到港中两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
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渐意识到要靠自已双手争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为自为的国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门血案27周年前夕，笔者特意分享拙着《郁躁的城邦》的相关段落，让大家能了解香港人当年在巨变前夜的心路历程。
在1980年代，香港人屡遭中共强权欺压，而且屡战屡败，但此时中共亦面临内政上的压力。
中国开放改革于1980年代末碰上瓶颈，城市失业率增加至25.5%，通货膨胀及贫富差距之再现亦激起社会矛盾。当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有官方联系者能透过货品于两个制度之间的差价牟利。这种官倒现象加剧了部分地方的物资短缺，令民生受损。中共内部亦出现开明派与保守派之角力。
开明派主张市场化、自由化与民主化，为主张维持党国体制及计划经济的保守派所猜忌。属开明派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被指纵容大学生自由化倾向，而遭保守派于1987年逼迫下台。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末因经济不景和政争无以为继。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与世长辞，中共只肯为胡设立规格较低的「治丧办公室」，而未有按国家领导人规格设立「治丧委员会」，令开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逐渐凝聚为一场争取改革的学生运动。4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外集会的北京大学学生提出了七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
2.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允许民间办报和言论自由。
4.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及财产。
5.取消北京市的游行十条。
6.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7.如实报导此次悼念活动。
学生代表于21日晚跪在人民大会堂外，要求「总理」李鹏接收其请愿书，但中共明显无意向学生示好。学生随后发起罢课，并获知识分子声援。抗争者无意要挑战中共的统治，但中共当局无视他们平和而合理之诉求，还将事件定性为动乱。《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诬蔑学生：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学生与群众于27日环绕北京城游行抗议当局之诬蔑。
到5月4日抗争者再次发起游行，以「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为口号，并于游行后占领天安门广场。数百名学生于13日趁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造访北京时开始绝食，他们不理医护人员之劝告，拒绝饮牛奶或葡萄糖水，只肯以清水解渴。多名学生因血糖过低而不省人事。
李鹏到18日才敷衍地与吾尔开希和王丹等学运领袖会面，实质上是当面训斥学生，如此缺乏诚意之会谈固然会缺乏成果。开明派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部下温家宝的监视下，于19日凌晨探望学生，之后即遭软禁。学生于19日暂停绝食，但李鹏还是于该晚宣布北京戒严，并出动军队准备镇压。学生勇敢地留守天安门广场继续抗争，而北京市民亦走上街头劝军人莫向手无寸铁之抗争者动粗。
北京学生的抗争感动了情绪低落的香港人。
他们觉得自己与北京的抗争者一样，都在面对着仇视民意的中共当局。
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参与北京学运之一员。
与此同时，他们亦寄望北京学生能成功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样便可以扭转香港民主运动近年之颓势，或至少让香港人可以面对一个较珍惜民意的中国政府。
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再加上香港人曾受文化中国主义之熏陶，令香港人自觉正在参与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
关注北京学运的不只有民主派，连香港媚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国变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来。民促会于5月20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发起集会，抗议中共当局颁布戒严令，有5万人参加。
当日风雨交加，天文台亦于下午悬挂八号风球，但市民仍无惧风雨，游行往「新华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万人上街游行，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亦于同日成立，由司徒华出任主席。支联会在24日于维园集会，10万名参加市民齐呼「李鹏下台」。而在27日为支联会筹款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香港大部分艺人均响应梅艷芳之号召而出力，象征着支援北京学运之运动已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到28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则有150万人上街呼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人参与的政治集会。
连串的大型动员，使香港人告别政治冷感。虽然这些集会所争取的是邻国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为自己的共同命运团结发声，透过反抗中共之抗争自力救济。是以这场运动可谓是香港公民国族主义的标志事件。
可惜北京局势之发展并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布戒严后，军队逐渐在北京集结，到6月3日包围北京城。军队于晚上十时开枪屠杀平民，除了抗争者外，连路过的民众亦未能幸免于难，死伤者数以千计。在木樨地，复兴门和西单的情况尤其惨烈。军队出动坦克车与装甲车驶过长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这些重型武器撞伤，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辗成肉酱。
军队于6月4日凌晨进攻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和侯德健等人与军方谈判，希望军队能向学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点半，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幸存的学生只得应刘晓波等人之呼吁撤退。之后北京仍有零星冲突，军队于街上巡逻，偶然开枪震慑民众。
军队于6月8日撤走后，中共随即秋后算账，大举搜捕参与抗争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运领袖。香港及西方各国传媒目睹中共「解放军」残暴的镇压，并将种种暴行透过电视直播。
香港人彻夜未眠，于荧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残酷的现实：香港人早已沦为亚细亚的孤儿，他们已被英国所遗弃，还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独自面对这个草菅人命的暴虐强邻。
香港人与北京学生因共同面对中共而产生共鸣，但他们亦清楚明白因为香港仍非中国之地，才能保住性命与自由。
一些香港人因而产生了幸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强调香港人有异于中国的特殊身分，但同时又觉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对中国民主的特殊责任。如此塑造了一种有点自我矛盾的政治论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卫本土，但要捍卫本土却要以建设民主中国为前提。
不论如何，六四惨案还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识之觉醒。
6月4日，有150万人于跑马地出席黑色大会。支联会原定于6月7日举行罢市、罢课和大游行，但该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发可疑的骚乱。暴徒破坏中资银行及国货公司，最终警方要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司徒华恐有变故，决定取消当日的游行集会。倘若当日之游行集会如常举行，其声势也许会比以前的政治集会都来得浩大，可惜骚乱之幕后黑手破坏抗争的阴谋能够得逞。
六四惨案严重打击了香港人对前途之信心。
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国两制的受访者，由1988年9月的44%急跌至1989年10月的25%，而不信者则由36%急增至69%。与此同时，香港人亦对民主更为渴求。在参与5月21日百万人大游行的市民中，有92.1%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74%要求要在1997年直选行政长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识亦得以巩固，于1990年有56.6%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只有25%自称为中国人。
既然党国分家于六四惨案后已不再可能，那么抗拒中共，就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国。
不过，计划移民的专业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60%的律师、75%的药剂师、80%的会计师及90%的公立医院医生考虑在1997年前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人的想法是：他们会参与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中共若要强行将香港中国化，那他们会希望逃走，并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6月19日，46位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发起港人救港运动，参与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铭和司徒华，以及亲商界的李鹏飞和张鉴泉。他们一方面争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订人权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国赋予香港英籍华人居英权。
部分争取居英权人士曾高呼「建设民主中国」，这样我们便不能将香港人对北京学运的关注，归类为中国国族主义的社会运动。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由始至终都是以香港人为主体，他们争取中国民主化，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若然中国无法民主化，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帮助香港人脱离中国：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挡中共之介入，或是干脆让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
爱中国，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于文化中国主义的情意结，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运动的真正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