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香港局势成为美国朝野的议题，亦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共同国际政治焦点。这种跨党派、跨府会，立场与倾向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过往并不多见。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风暴，由太平洋这一边的香港，横越万里登陆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意想不到的是，被指为眼中只有贸易协议而没有香港的特朗普，过去两天被急遽变化的局势及国会两党议员推着走。刚过了的星期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贴文，把中美贸易谈判与香港挂钩，提出要中国“先人道对待香港”。至此，美国府会朝野对香港的立场已呈一致化，香港成了中美之间除台湾以外的另一议题。
按美国宪法，由于签署对外协议的是总统，一般认定外交权在总统，或者说是在行政部门。然而，由于国会拥有不少对外权力，譬如宣战权不在身兼三军总司令的总统而在国会，国会在外交事务发言权绝对不少。光是一个拨款委员会，就可以令白宫束手无策，低声下气。至于外交或军事委员会更是权力大得惊人，国务卿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尽管麾下外交官万千，亦得定期向委员会作证；戎装肩上四颗金星锃亮的海陆空三军上将，也要在议员面前宣誓作出证言。这种三权分立本质，以及国会议员在宪制里的权力地位，带来国会在外交及军事的巨大发言权。至于权力地位，一是来自议员代表人民的声音，与镌刻在宪法的“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呼应。至于实际上的总统继任顺序，总统之后是副总统，接下来便是众议院议长，之后是参议院临时议长，再下来才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人。因此，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言，不仅代表一名来自加州的众议员，更是美国继任排行第三的政治人物声音。
国会外交力量不容小觑
因此，在美国政治结构，国会的力量从来不可小觑，绝对不是民主摆设花瓶。一个国会议员，完全有力扭转美国对一国一地的外交取向。上世纪80年代，来自纽约的联邦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屡屡挑战当时仍处于戒严时期下的台湾蒋家政权。当时在美国的台湾官员，每见索拉兹发言谈到台湾，便知又是一轮重击将至，随时对台美双边关系带来变数。至于佩洛西，出身政治世家。1991年，她与一批国会议员访问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手持小白花，拉开上面写有“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烈士”黑布。如今佩洛西当上众议院议长，对中国的态度不言而喻，近期她对香港局势的发声，带动了国会议员对香港的关注。
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权力互动之间构成。即使可以摆平行政部门，无法令国会接受的话，再好的协议也难全面执行。再以台湾为例，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却在短时间内通过《台湾关系法》，交总统卡特签署，更可追溯至同年元旦生效，成为北京对台湾政策中的最痛。美国则藉《台湾关系法》，持续对台湾的非官式关系，更据此继续对台售武。或许有人会问，卡特既然是中美建交的美国总统，为何会愿意签署《台湾关系法》。原因其一是美国对两岸的战略考虑，以台湾制衡北京，至今未灭。其二，卡特也需要国会支持，换来在政策推动上的畅顺，物物交换，是典型的give and take，何乐而不为。观乎当年《台湾关系法》在参众两院表决票数，参议院是90:6，众议院是345:55，卡特若是拒绝签署打回头，先不说此后再推出的版本同样难以拒绝，单是把支持法案的两党大部份议员都得罪光，在政治上绝不可行。
在拟对港法案势更强硬
美国国会议员虽说身处华盛顿国会山庄，处理全国或对外事务，但权力来源是本选区选民，遂而不必过于考虑所谓“对外影响”。举个譬喻，佩洛西是加州第12选区选出的国会众议员，这个中产选区在三藩巿，白人占四成四，亚裔占三成三，其他是拉丁裔和非洲裔，从中可以想象这个区的选民政治倾向。倘说佩洛西支持六四镇压，或说拥护《逃犯条例》修订，她的众议员能做到今天？相对于国会议员，特朗普近期就香港的谈话被指乏力，遭民主党揪着不放，可能于他而言，这是贸易谈判策略的一种。不过，两党国会议员哪听白宫解说，发出一篇又一篇的声明，法案小组更是磨拳擦掌。特朗普周三的两段社交媒体贴文，很能说明，他至少在这段时间，在香港问题要追上国会议员的取态，以免予人脱离美国核心价值之感。
政治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特朗普把中美贸易谈判与香港问题挂钩之后，倒过来使得国会议员加力推动有关香港的法案。可以预见，正在草拟或修订的有关香港法案，尤其是《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几可断言是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这一股风潮，势必成为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向中国要价的筹码。美国府会之间的互为影响，互相推动，香港因素变成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政治议题。中美关系及对话今年出现的巨变与遽变，《逃犯修例》修订饰演关键角色，这些，应是特区政府当初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