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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国专家对中国隐恶扬善 是几百年前欧洲中国幻想的翻版

——西方中国专家对中国隐恶扬善 源自耶稣会与启蒙哲学家

 

上个月,一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发表联署信,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呼吁白宫和国会,不要当中国是敌人,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重新与中国合作,这样才能帮助中国内部的开明领袖推动进步改革。这封信,获得美国不少著名中国专家签名,里面也不乏时常批评中国政府的学者。

公开信引起不少辩论,《华盛顿邮报》资深中国线记者John Pomphret,便在《华邮》撰文,指出现在美国朝野两党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善,原因不是美国政界忽然吹起敌视中国之风。问题的根源,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之后,对内越来越极权,对外越来越野蛮,美国与威权中国合作几十年的结果,便是让威权政府越来越大胆做违反人权和国际规则的事。中国体制内,并不存在热衷改革的开明领袖。

这封联署信,无论你认不认同,起码也在中国研究圈,引起了健康的辩论。从更大的背景去看,西方国家的中国专家,容易对中国出现隐恶扬善的倾向。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耶稣会到中国后回欧洲发行各种介绍中国的书籍开始,几百年未变。西方这种对中国的情结,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星期,我将讨论第一个角度。

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被频繁的宗教战争、内战和各种冲突困扰,欧洲人去到大清国,看到生活富足的南方城市和稳定的政治。西方人学了中文,阅读了很多中共官方认可的措辞华丽、一味歌功颂德的士人文书,便将文字当真实,翻译成西方语文,将中国文人笔下的理想幸福国度,介绍到欧洲去,与问题丛生的欧洲作对比。一个想像中十分理想的中国,因此变成欧洲知识分子批评时政和鼓吹改革的修辞工具。

例如耶稣会教士面对新教、科学和自然哲学对天主教廷挑战的时候,便大力推广「儒家文化是信仰上主的文化,孔孟经典里的「天和上帝,就是天主」的理论,硬说中国那么繁荣,就是因为他们虔诚信主。

耶稣会教士李明(Lecomte),便在1696年写道:「中国人有真上主的知识,并按照最完美的道德戒律行事,当欧洲和全世界都活在错误与腐败之中时,中国人却将有关真上帝的知识保全超过二千年,他们敬畏主的方式,可以成为欧洲基督徒的典范。」

到了18世纪中国乾隆当政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鼓吹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又把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来对比沉沦混乱的欧洲,说道:「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有伟大的委员会决定,这些委员会互相监督,成员由严格考试挑选。在这个制度之下,任何帝王都无法行使任意的权力。如果世上有任何地方是人类的生命、荣誉与福祉都受到法律保护的话,那个就是中国。我们欧洲的君主听到这样的例子时,应该如何是好?就是敬仰与脸红,最重要的还是要模仿。」

几百年前的这些中国比欧洲更懂上帝、更有法治的论述,在今天看来,看似荒谬。但这些论述,难道我们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吗?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不少西方金融才俊和右派说西方正在偏离资本主义正轨,中国才是资本主义真传得到保留,金融管治极度负责任的国度。左派则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优胜,西方应该学习。这不正是几百年前欧洲中国幻想的翻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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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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