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一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发表联署信，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呼吁白宫和国会，不要当中国是敌人，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重新与中国合作，这样才能帮助中国内部的开明领袖推动进步改革。这封信，获得美国不少著名中国专家签名，里面也不乏时常批评中国政府的学者。
公开信引起不少辩论，《华盛顿邮报》资深中国线记者John Pomphret,便在《华邮》撰文，指出现在美国朝野两党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善，原因不是美国政界忽然吹起敌视中国之风。问题的根源，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之后，对内越来越极权，对外越来越野蛮，美国与威权中国合作几十年的结果，便是让威权政府越来越大胆做违反人权和国际规则的事。中国体制内，并不存在热衷改革的开明领袖。
这封联署信，无论你认不认同，起码也在中国研究圈，引起了健康的辩论。从更大的背景去看，西方国家的中国专家，容易对中国出现隐恶扬善的倾向。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17世纪耶稣会到中国后回欧洲发行各种介绍中国的书籍开始，几百年未变。西方这种对中国的情结，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星期，我将讨论第一个角度。
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被频繁的宗教战争、内战和各种冲突困扰，欧洲人去到大清国，看到生活富足的南方城市和稳定的政治。西方人学了中文，阅读了很多中共官方认可的措辞华丽、一味歌功颂德的士人文书，便将文字当真实，翻译成西方语文，将中国文人笔下的理想幸福国度，介绍到欧洲去，与问题丛生的欧洲作对比。一个想像中十分理想的中国，因此变成欧洲知识分子批评时政和鼓吹改革的修辞工具。
例如耶稣会教士面对新教、科学和自然哲学对天主教廷挑战的时候，便大力推广「儒家文化是信仰上主的文化，孔孟经典里的「天和上帝，就是天主」的理论，硬说中国那么繁荣，就是因为他们虔诚信主。
耶稣会教士李明（Lecomte），便在1696年写道：「中国人有真上主的知识，并按照最完美的道德戒律行事，当欧洲和全世界都活在错误与腐败之中时，中国人却将有关真上帝的知识保全超过二千年，他们敬畏主的方式，可以成为欧洲基督徒的典范。」
到了18世纪中国乾隆当政时，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鼓吹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又把一个理想化的中国来对比沉沦混乱的欧洲，说道：「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有伟大的委员会决定，这些委员会互相监督，成员由严格考试挑选。在这个制度之下，任何帝王都无法行使任意的权力。如果世上有任何地方是人类的生命、荣誉与福祉都受到法律保护的话，那个就是中国。我们欧洲的君主听到这样的例子时，应该如何是好？就是敬仰与脸红，最重要的还是要模仿。」
几百年前的这些中国比欧洲更懂上帝、更有法治的论述，在今天看来，看似荒谬。但这些论述，难道我们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吗？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不少西方金融才俊和右派说西方正在偏离资本主义正轨，中国才是资本主义真传得到保留，金融管治极度负责任的国度。左派则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优胜，西方应该学习。这不正是几百年前欧洲中国幻想的翻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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