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考虑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遏止反修例抗争的声音甚嚣尘上。该条于1922年制订的殖民地法例列明，只要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局势紧急，就可订立任何他们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权限大至可立即修改法例限制市民通讯方法、查封资产、授权入屋搜查，亦可以逮捕、羁留、驱逐及递解市民出境等，令《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自由带来全方位冲击。大律师公会执委沈士文认为《紧急法》不合时宜，特首在《基本法》下无权引用此法，极有可能引来司法覆核。
去年超强台风「山竹」袭港后，公共交通瘫痪，有政党提倡政府使用《紧急法》宣布全港停工，但当时政府认为欠缺法理基础，近日有意见指政府引用《紧急法》违宪。大律师公会执委沈士文接受《苹果》查询时表示，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经订立《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亦吸纳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容，形容是「新的、先进社会文明社会共同遵守的基本权利」，而回归后实施的《基本法》作为香港最高宪制文件，亦再一次确立人权法案，「（若）同《基本法》有抵触，（不论）97年前漏改或冇撤销、或者97年后订立嘅（法例），如果违《基本法》嘅程序同要求，都系冇效」。
他进一步解释，《基本法》没有赋予特首权力直接宣布、订立及运用法例，加上根据《基本法》第18条，也订明只有香港的主权国就香港是否局势紧急、危害公安及香港社会问题上有决定权，强调：「交畀无权嘅人（特首）去宣布（《紧急法》），已经违反对人权嘅限制」，换言之引用《紧急法》过程或已引来司法覆核的潜在挑战，他重申旧法律在香港现今情况下，包括宣布紧急状况的程序及运用上，亦受有关人权法规管，「唔再由（港英时代）一个人无端端declare（宣布）」。
法政汇思成员杨嘉纬则认为，《基本法》没有列明特首有否因应紧急状态宣布法例的权力，要判断特首有没有权引用《紧急法》可有不同见解，但《紧急法》容让特首绕过立法会立法，即与《基本法》所订的立法程序不同，「咁旧法例会唔会有机会同《基本法》有冲突？政府要考虑」。对于条例订明引用该例要基于「紧急情况」、「危害公安」两个情况，杨指两者现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定义，「冇人处理过」，要由政府提出具体理据支持其正当性。香港对上一次引用《紧急法》是1967年暴动，当时左派人士通街放「土制菠萝」，能否以此作为标准？杨认为「好难」，举例指：「人哋话打仗先用（条例），咁系咪打仗先用？唔系㗎嘛」。
杨认为，引用《紧急法》是否违宪要视乎具体细节，不能违反由《基本法》确立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问题系香港以往（订立紧急法时）冇人权法案，冇《基本法》第3章嘅人权保障，无论如何都要从新角度去睇嗰样嘢系咪合乎人权；条例话佢可以做，唔代表话佢根据条例就可以做出违反人权嘅嘢」，认为视乎限制人权的程度以及政府能否提供足够正当性理据，「睇佢做到几尽」，举例指全禁即时通讯软件，或将被捕人士羁留期由48小时延长至3个月，「违宪与否机会大好多」。
政府倘引用《紧急法》料会遭受司法覆核挑战，但杨指实际上在法庭有判决前，条例已生效，至于司法覆核能否同时申请禁制令？他认为理论上可以，但需要表面上有很强的理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