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一轮东西方之间的道德正义之战开始了！首先是22个西方国家联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写信，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民族灭绝政策，谴责中国政府在其集中营拘押超过两百万维吾尔、哈萨克等其他突厥民族。
过了两天，笃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中国，很快以威胁利诱，使34国联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写信，表达对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政策的支持；联名签署国之中，大多数还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人口多数）；这不仅使绝境中的维吾尔人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慨；同时，有一种被自己人在背后捅了一刀的感觉；当然，这也使文明世界瞠目结舌。
不善罢甘休的中国，一不做、二不休，又马不停蹄的‘动员’了另外几十个国家，最终，使支持中国集中营的国家数目达到了50个；甚至还包括了巴勒斯坦，一个很多维吾尔人处于穆斯林兄弟情而一直对其正义事业表达同情和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一个和维吾尔人一样，为实现其自身自由、独立、平等而流血牺牲、奋斗了近一个世纪；在自己的家园，失去了家园和权利的、为寻求正义和基本人权而奔走呼吁的民族！
这，和经历过纳粹种族屠杀民族灾难的犹太人，对维吾尔人民族生死存亡的积极支持、奔走呼吁相比较；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同样呼吁世界正义的巴勒斯坦当局之加入中国支持者行列的行为；不仅让那些处于教胞之情、处于人道主义立场，而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维吾尔人迷茫、愤怒，也让一直处于正义和良心之义务而支持巴勒斯坦人、维吾尔人的国际社会感到极端的困惑和失望！
大家都在问，这世界怎么了？伊斯兰世界怎么了？
简单的答案，当然是这些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被‘崛起中国’用糖衣炮弹、大规模的经济投资等诱骗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阶层都堕落了；支持中国的50多个国家，无论其为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还是其他，大多数都是独裁、半独裁国家；这50多个国家，基本上都是统治者阶层贪官污吏泛滥，人权状况劣迹斑斑。
但是，仔细推敲，这理由很难说明问题的全部。
如果简单地把支持中国的责任全部推给独裁者、贪官污吏的话？又如何解释那些民主、半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没有见有几个议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大规模涌上街头抗议游行；也未见有几个伊斯兰学者、专家、记者、议员义愤填膺的站出来，谴责中国对维吾尔、哈萨克等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突厥民族的法西斯种族灭绝政策？没有见质问其政府，施压政府？
为什么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尽管没有在支持中国镇压政策的信上签字，但也没有在谴责中国镇压政策的信上签字？为什么卡塔尔在先是签署支持中国镇压政策之后，尽管退出来了，但还特别声明要保持中立，而不是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国？难道这一切，只是因为中国的金钱投资和经济承诺、行贿受贿、威胁利诱？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因素？
是的，我以为，还存在一个穆斯林世界似乎，谁都不愿意面对的、更为根本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因素。
这个历史文化因素就是：各国穆斯林绝大多数民众中，可以说自上而下，自官僚、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几乎是深入人心的，因伊斯兰世界在过去基本没有和中华帝国有过任何直接接触，对中华帝国社会及其文化的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带来的，和17、18世纪西方一部分学者同样的——对中华帝国一厢情愿的‘美好社会’传说下的向往。
中华帝国是一个‘美好社会’传说下的向往，在近代，又经过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旗手，如中亚的苏丹﹒加利耶夫、南亚的阿富汗尼；埃及的穆哈默德﹒阿不都、塔哈﹒侯赛因、伽玛勒﹒纳赛尔等领导的伊斯兰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当时新成立、且处于孤立的中共国支持下被另一种新情结所强化。
即，同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难兄难弟！这样，在‘美好社会’传说之外，又加进了东方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因素——殖民压迫下的‘难兄难弟’！
为了强化对中华帝国‘美好社会’传说和‘难兄难弟’情节，使其拥有一点伊斯兰信仰的基本神圣性；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巧妙的编造了一条在中文世界被广泛引用的，却根本没有处出的，严格地说是违背伊斯兰教对圣训传述者可信度求证之要求的，假《圣训》（穆罕默德圣人的言行）：即，“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对这一假《圣训》，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学者，包括生活在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伊斯兰学者，为了迎合中华帝国‘美好社会’传说和‘难兄难弟’之情感要求，不仅不假思索的接收了这条假圣训，而且还以讹传讹，广泛传播推销这假圣训。
伊斯兰世界对中原帝国这种‘美好社会’传说和‘难兄难弟’之情，有时还有点走火入魔，变的荒诞不经。有一次，本人参加一个规模很大的北美穆斯林嘉年华；午餐时和一位来自南亚的伊斯兰学者交流，当他得知我是维吾尔人之后，似乎很认真的问我：“我听说毛泽东是穆斯林，毛姓是从默罕默德圣人的名字简化来的，你知道吗？”我在惊讶之余试图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我告诉他：“我知道的毛泽东是魔鬼、是屠夫，绝不是穆斯林。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他很认真的告诉我是从互联网上看到的。
我在马来西亚、在西方，和很多穆斯林学者、普通民众有过很深的交流；最让我震惊的一次对话，是和一位巴基斯坦后裔，也有维吾尔血统的美国穆斯林的交流；当我指斥伊斯兰世界在是非问题上和中国一样，是对己、对外两种标准时；似乎，这位仁兄忍不住了；他愤愤地说：“你不知道，基督教世界要毁坏的是我们的信仰及文化，中国只是在无神论共产党控制下在迫害维吾尔人；基督教世界才是伊斯兰世界要防范的主要敌人，中国是要争取的朋友，我们应该想办法在中国传教，让中国人信仰伊斯兰教。”
画外之音，基督教世界有坚实的信仰，无法改变，是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是无神论控制下的一块儿空白、待开发土地，以传教开发这块儿土地，再利用中国抗衡美国为首西方；这种简单思维下构建的美丽幻想，不仅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当中，也普遍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大众之中。
伊斯兰世界对近代中国这种美丽的幻想，除构建于对古代中原帝国‘美好社会’传说所产生向往之外，伊斯兰世界和近代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共国）共有的被虐心态下的自卑心理，应该说更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共国眉来眼去、暗通款曲的最根本原因。
伊斯兰世界的自卑始于1683年的奥斯曼帝国围困维也纳之失败；至今，伊斯兰世界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崩溃和解体，伊斯兰哈里发体制的被废除，一战前后伊斯兰世界的被西方帝国主义瓜分；最让伊斯兰世界难于吞咽的是二战之后以色列犹太国的建立，及四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以及伴随这些衰败、失落的是泛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于法西斯、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思想运动的风风雨雨。
中华帝国的自卑，我以为，则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失败；此后，衰落的满清帝国逐步走向崩溃；一些列的战败、割地赔款；及被中国民族主义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口号最终推翻，再经历北洋政府，苏俄支持下国民党以战争血腥统一，苏俄支持下共产党的成立，国共两党内战、抗战，再一次的国共内战等；及伴随这一帝国的崩溃而来的中华民族主义、苏俄马列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孔儒复古主义等思想运动的风雨飘摇。
伊斯兰世界和近代两个中国，可以说都未能抓住二战之后，拥抱普世价值，自帝国转型进入现代文明的民主转型最佳之际。
近代中国，自国共两党执政以来的“百年耻辱”洗脑、灌输，无需我多语，我们大多数人都曾亲身领教过，在我们的身心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便今天，生活在西方的一些民运人士，一不小心，就会在高喊民主自由，启蒙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同时，还会自觉不自觉的，以”百年耻辱“受害者的被虐心态，慷慨激昂指斥西方帝国主义是如何欺辱、遏制大中华的；少有深刻反思为何落后挨打之背后深刻原因的。
应该说，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的失败，是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帝国衰败的第一个迹象，但绝不是衰落的开始。
伊斯兰世界自第二帝国阿巴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之后，和中原土地上一再出现的王朝更替一样，进入了新帝国替换旧帝国之因循守旧朝代更替；尽管，新帝国在建国之初，也都会有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和强大；但因保守教条主义势力的顽固，思想文化自由的被扼杀；使后续的伊斯兰帝国，尽管在经济、军事上能有所作为；但在人文、科技方面已进入了停滞不前状态。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阿巴斯伊斯兰帝国之后的伊斯兰世界，就会发现，除了少数夹杂传奇色彩的地理、历史、旅游方面的一些新书籍问世之外，伊斯兰世界鲜有具独特思想创新的新著作问世，绝大多数学者都在不断重复做对过去已有名家著作的再注释、再讲解，包括对伊斯兰教神学、教法学、《古兰经》、《圣训》注释等方面。
然而，伊斯兰世界对这种停滞不前，自己还浑然不觉，还和东方的中原王朝一样，自以为自己是天下中心，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还继续是天下老子第一，还需要继续开化、教育其他蛮夷之邦；蛮夷之邦也还会继续以羡慕之情，络绎不绝来朝进贡。
稍微回顾一下伊斯兰世界对外交流历史，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对中原帝国产生的‘美好社会’传说幻想。
自632年穆哈默德圣人在麦地那建立伊斯兰政权始，和伊斯兰世界直接接触、打交道的，除阿拉伯半岛上的多神崇拜阿拉伯人之外，只有犹太教徒和阿拉伯基督徒；之后，伴随伊斯兰帝国的迅猛扩张，和伊斯兰世界发生外交、商业、文化交流，宗教冲突、敌对战争的，仍然是只有基督教西方。
中华帝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古代过去，只有过一次交锋；即在阿巴斯朝时期，唐帝国派遣的高仙芝唐军在中亚恒罗思被阿拉伯大军击败；因为是这是伊斯兰世界初期，对外无数胜仗中的一个，除了伊斯兰世界不可战胜的美好回忆之外，古代这唯一的一次中原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锋，并未对伊斯兰世界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于中东，基督教自犹太教发展而出，伊斯兰教又自认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继续和升华，是绝对的一神教；这三大一神论宗教，相互间既有交融、借鉴，又有排斥、否定；如伊斯兰教典籍《古兰经》多次提到《摩西十诫》、《旧约》、《新约》等，认为都是真主降示的天启，但被后人腐蚀、篡改。
穆圣之后，伊斯兰教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带着新宗教的狂热冲动，很快冲进了古老基督教世界的领地，征服了一些传统基督教地区，如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现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尽管几个世纪之后，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曾经短暂夺回了已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但未等十字军骑士们站稳脚跟，就被虽已是强弩之末的伊斯兰世界，在其领袖阿尤布﹒萨拉丁领导下击退了。
十字军被打退了，伊斯兰世界在中东失去的土地也被夺回了；但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延续至今的宗教、文化冲突开始更为激烈。伊斯兰化的安达卢西亚被基督教西班牙重新占领，更是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加重，心理影响更深刻。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似乎又使伊斯兰世界重振威武；东罗马帝国的、也是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君士坦丁堡的被伊斯兰世界占领，使伊斯兰世界达到了其征服事业之辉煌顶点；但同时，也使基督教世界震惊、愤怒、反思。
在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咄咄逼人的冲击下，受到刺激的基督教西方开始反思；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使基督教欧洲慢慢的在反思中走出了中世界的黑暗和愚昧，开始了科学技术、文化，以及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再发现和新世界的探索；而此时，伊斯兰世界和当时的中原王朝一样，还沉睡在天下唯我独尊的梦幻之中。
等十七世纪末伊斯兰世界被西方基督教世界打醒时，再放眼看基督教西方世界，人家早已在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工业经济、军事武器、国家管理、法制等各个方面已遥遥领先；伊斯兰世界尽管也有清醒之士呼唤改革、借鉴；但无奈，传统的束缚、教条的窒息、民众的愚昧、加上统治者的狂妄，使得伊斯兰世界面对基督教世界的咄咄逼人，只有被动的回应和节节败退，无一点还手之力。
奥斯曼伊斯兰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当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头老大，直接面对欧洲新兴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其本能选错边、站错队，直接导致其战败解体；要不是现代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卡玛勇敢的站出来，以勒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坚决决断的领袖风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恐怕，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现代土耳其国家，也可能都不存在；有可能被欧洲列强瓜分净尽。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解体，使整个伊斯兰世界处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处于西方列强分割占领下，或划分势力影响下；总之，是处于基督教西方的控制；这种分裂，即使伊斯兰世界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同时也为各种思想百花齐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近代伊斯兰世界各国，和中原帝国一样，对西方是爱恨交加；既急切希望能引进其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却对刺激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管理等的人文法制、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思想，只想选择性接受；满清有“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伊斯兰世界则有了“伊斯兰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
伊斯兰世界里，阿拉伯半岛上，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滥觞被捅开；各方为了争霸，‘统一’之战不断；埃及获得有限独立，沙特在瓦哈比派支持下建国，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在中亚和东南亚，马列主义影响下的伊斯兰社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兴起；有意思的是，这些接受源自西方诸主义的伊斯兰世界，和满清帝国一样，试图以伊斯兰思想为“体”，诸主义为“用”，最终挑战并战胜西方。
一开始，民族主义者利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帮助，夺取了伊斯兰各国政权，建立了各种主义混合的独裁政权；可以说，民族主义者在伊斯兰世界占了上风，原教旨主义者等逐渐被靠边站，或干脆被镇压；如沙特的瓦哈比派，埃及、叙利亚等的穆斯林兄弟会等。
在伊斯兰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意识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根本不是阿拉伯-以色列两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实际上，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世界，延续几个世纪的宗教、文化冲突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伊斯兰各国的战败，使伊斯兰世界民众，对自独立以来执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彻底失望；这，使伊斯兰复古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伊斯兰复古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近代两个中国的儒学复古主义者一样，都是只看到了已成系统的、僵化了的伊斯兰思想，而没有看到，在形成庞大、系统的伊斯兰思想漫长历史过程中，穆圣及其跟随者、伊斯兰思想先贤，随时代发展、疆域扩大，是如何兼收并蓄发展形成了，包括伊斯兰神学、四大法学、《古兰经》注释学，伊斯兰哲学、历史学、医学、化学等的古典科技在内的伊斯兰文明的。
伊斯兰复古主义者，和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伊斯兰社会主义者一样，都因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带来的历史阴影，遗传性的带有对西方文化的极端排斥，不假思索地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挨打，以及伊斯兰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泛滥和失败，伊斯兰世界政权的堕落、腐败，都一股脑儿归咎于西方。
这使得贫病交加的伊斯兰世界，前脚还未走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泥潭，后脚又陷入了伊斯兰复古主义、极端主义的漩涡；在思想的前后摇摆中，伊斯兰世界很多国家陷入了无政府分裂状态，内战不断、民不聊生。
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战乱、贫穷，使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泛滥；似乎，忙乱中的伊斯兰世界无暇深刻反思这一切的根源，还是习惯于将这一切简单视为是西方的造孽；在这种各种主义思潮泛滥的极端混乱中，伊斯兰世界，想当然的，把同样视西方为敌人的中共国，认作是对付伊斯兰世界‘祸源’——基督教西方的天然盟友。
中共窃取政权之时，也是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民族主义达到其高潮期；因美苏对峙、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国当时处于以美国为首西方之孤立，急切需要伊斯兰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支持，可以说双方一拍即合；所以，在50年代末，当中国被邀请参加不结盟运动首次会议时，中共政权很快以极端反西方的口号，不仅赢得了伊斯兰世界多数国家的欢呼，而且也获得了不结盟运动龙头老大地位。
尤其是在以苏美为两大阵营冷战对峙期间，中共无论是在巴勒斯坦阿-以冲突，还是在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扩张问题中，都一贯以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目出现；有时，甚至不惜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眉来眼去；如在冷战期间，先是支持东南亚各国极端主义组织，包括菲律宾的摩罗阵线；美中建交后，为对付苏联，和美国一起，支持阿富汗塔利班等。
至今，中共国不仅和伊斯兰世界继续以各种手段维系着‘美好社会‘传奇的有效性，而且还不择手段、甘冒天下之大不违，继续和东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极端主义，还有着几乎是全面的关系，对这些恐怖组织不断给予技术、经济的援助。
同时，在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权，为保住中共政权，竭尽全力破坏、遏制，自由民主传播；貌似坚决支持伊斯兰世界正义事业，实为和伊斯兰世界独裁者、强人沆瀣一气，维持其暴政；这使得伊斯兰世界很多民众，在历史性的、对中原王朝‘美好社会‘之传说美丽幻想的余音缭绕中，以及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霸权被虐心态历史阴影下，和中国建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
伊斯兰世界这种对中原帝国的‘美好社会’传说下的向往，及同为西方帝国主义牺牲品，同为西方遏制、打压对象的‘难兄难弟’情节，使得新兴帝国主义——中共国，现如今，得以非常轻松的、以同处于西方文化侵略威胁之下难兄难弟之面目，以金钱、经济优势，以恐吓、威胁利诱手段，使伊斯兰世界成为其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帮凶。
维吾尔人长期处于中共国的迫害，伊斯兰世界并不是不知道，都知道，也很清楚；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看到过在沙特阿拉伯印刷出版的，有关东突厥斯坦近代历史、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及其在共产党压迫下各突厥民族悲惨遭遇的书本小册子；但那种‘美好社会’传说的幻想和难兄难弟情节，以及要共同对付主要敌人西方文化侵略的‘利益‘关系，使伊斯兰世界昧着良心，违背伊斯兰教义，抛弃、漠视，甚至背叛作为同为伊斯兰教胞的维吾尔人，和中共国占到了一起。
不结束伊斯兰世界的独裁、专制，伊斯兰世界如果无法完成向民主现代国家的转型；和中共国的这种沆瀣一气，拒斥普世价值，背叛伊斯兰正义的现象还会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