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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绝路

前些日子,看到河南一个牧师(河南商丘市基督教协会长宋永生)坠楼而亡,留下了一封遗书称“自己心力交瘁”,“教会受到统战等部门逼迫”,总而言之,“我实在是心累了”。我听说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可见走上不归之路的牧师,内心的深处是多么的痛苦啊!

由此想到十六年前,一个同事之死令我悲哀。他自杀了,从一座大桥跳了下去。他叫余波,检察院的法医,年方四十,喜爱音乐,会拉小提琴,哥唱的也好。听说他的死和一起案件有关,即中共宽甸县委书记商殿举受贿案。商书记被捕后,采取了取保候审,住进了医院。当法官到病房来叫他去法庭听读宣判时,却只发现其留下了的一封遗书,似乎自杀了。后来从青岛把他缉拿归案,牵扯出若干“包庇”犯,并且发现在一个本上记着案发后行贿人的名单,其中就有“余波”,大概给了商一、二万元。由于官方始终没有公布实际数字,所以,只能是“大概”了。余波死后的次日,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听他父亲讲,死前的几个夜晚,余波手捧着圣经,大声呼喊:“天父啊——!”朋友说余波应该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我不懂,问为什么,他也只是听说而已。由此,基督徒不能自杀,对我来说成为一道谜。

2011年春,我到孤山了解百年前丹麦人的一段历史,年代如此遥远,只能寻找与这段历史有渊源的“后人”了。由长安老大夫便是如此一位“晚辈”,他的父母当年都是就读于丹麦传教士所办的学校,父亲由传宝曾在三育中学,岫岩西山医院附属护校,后成为医生;母亲丛淑玉毕业于神道学校。夫妻二人都服侍于在孤山教会,丈夫做执事,妻子为执事长。文革一场狂飙,打砸教堂,拆掉钟楼,烧毁圣经,教会人士被游街批斗。由传宝挺刑不过,自缢而死。听到此这,我不禁发问,基督徒是不能自杀吗?由先生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而是否认其父自杀,因为,根据当时父亲的体征不符合自杀的说法,很可能是被打死的。

我又问,除了你父亲而外,还有基督徒自杀的吗?由先生告诉我,在那年(1967)自杀的还有教会的执事刘宝,牧师孙信爱。

(图片说明)1966年6月30日,以红卫兵为主干的500余人对孤山的文化古迹进行了扫荡,“砸烂的文物主要有:泥塑、木雕铜铸像有四百多尊;碑碣十三通;壁画五十余幅。”(张所文《大孤山古庙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张曾任孤山文化馆长,图片见于网络)

对于孙信爱之死,我拜访了孤山的王维刚先生,他热衷于民间历史,家里几辈都是孤山人。谈起基督徒自杀的事情,王维刚指着孙牧师自杀(1967年3月)的地点说,孙信爱被毒打之后,关在牛棚里,晚上,趁人不备,忍痛爬出了五十余米,来到一口井沿,一头扎了进去。

孙信爱在19岁那年“信而受洗”,皈依上帝,风雨四十年,竟然在一个漆黑之夜投井了。生命是上帝的赐于,选择自杀,是违抗上帝的,此乃基督教的常识。作为一个牧师为何选择了自杀,难道上帝不是他的庇护和避难所吗?

1921年丹麦传教士所建的孤山礼拜堂,钟楼拆除,堂改民宅(1968),丹麦人留下的杏树成为了见证,摄于2016年春。

年轻时孙信爱受洗之后,先是读了五年的函授——南京金陵神学院。然后,入读安东劈柴沟神道学校以及湖北滠口信义神学院,又是一个五年。并且,在哈尔滨、宽甸、岫岩、安东等地传道,1937年按立牧师,仅从牧师算起传道也是30年了。从神学教育和传道经历而言,在教徒的眼里孙信爱的信仰是“坚如磐石”的。然而,当逼迫来临之时,他的脊梁却如芦苇似的折断了。

1950年夏,在政府的策划下,基督教发起了“三自革新爱国运动”,提出“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清除潜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败类”。于是,孙信爱在孤山教会做出了“革新”的举动,一是,“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1898年来孤山的丹麦女教士,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的创立者)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二是对于“效忠于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的何柜纳、于桂春,革除其传道职务,并开除会籍。(引自孙信爱卷宗其亲笔写下1600余字的:《何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特别赶尽杀绝的是,何、于本是两个单身姊妹,和年已古稀的聂乐信同居教士楼,却被孙率众驱逐,两姊妹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自由传道生活。后来,孙又写了1600余字的检举材料提供于司法机关。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警方逮捕何、于二人的几天之后,孙信爱被打了“右派分子”,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孙信爱欲哭无泪,他由“顺服权柄”,堕落为背主卖友,从基督教的牧师变成了“统战”的一枚棋子。然而,仍在“效忠”之际,却被一棒子打入了地狱,这岂不是“卸磨杀驴”吗?瞻前顾后,穷途末路,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网络图片:文革时各种宗教都受到当局鼓动下的迫害)

当历史迈入了新世纪,正当人们庆幸反右、文革成为历史,甚至开始遗忘那段历史的时候,当年的悲剧却一件又一件的接连发生了。宋牧师的绝望不仅是眼下的逼迫太急,即便是暂度难关,未来的逼迫也许更甚。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宁肯违背基督徒“不自杀”的信条也不肯再活下去的决绝。

在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里,独裁者“不仅要当皇帝,还要当上帝”,犹如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是,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所以,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牧师的悲剧还将继续。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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