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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个人崇拜开始: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使毛“品牌化”

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二)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四)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五)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六)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七)开始了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整风运动

当代“毛泽东热”,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由民间自发兴起的一股文化热潮。这股热潮有什么特点?它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方?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又行使着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功能?本文将从已有的资料出发,通过对毛泽东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再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进而还原为其本人的历史脉络的分析,对当代毛热的性质与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上篇历史上的真假“毛泽东崇拜”

在中国大陆,由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编撰的经典文献中,关于最近发生的“毛热”及其历史,曾有过这样一个描述: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毛泽东热’,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热’、建国初期的‘毛泽东热’、动乱时代的‘毛泽东热’和拨乱反正岁月的‘毛泽东热’。而最近一次出现的‘毛泽东热’则是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这次‘毛泽东热’同以前几次有所不同,它是自发出现的,并且很快风糜全国,波及社会各阶层……”[1]

大体来说,这个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的。但细究起来,不同时期毛热的内容、形式和内在驱动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概括起来,这些差别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延安时期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

(二)建国初期的毛热,可以分为民间和中共高层两个层次,民间的毛热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活动;在高层,却存在明显的“赎买”动机;

(三)文革的毛热,是毛泽东由“品牌人”走向“神”的过程,究其内在发动原因来说,既有毛泽东及其同党的阴谋元素,也有党群矛盾及社会压抑的借题发挥;

(四)最近这波发自民间的毛热,表达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对于现实的喜怒哀乐。

一、延安整风的“人谋”与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风中的“毛热”,具有严重的“人谋”色彩。而这个“人谋”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毛泽东个人谋求夺取党内理论霸权,建立自己的“主义”,趁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伺机自立门户,与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为夺取国家政权,赢得未来国共内战的军事胜利,整合党军势力,使毛泽东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这次所谓的“毛热”,主要以党内思想理论界为运力场所,其结局,则是毛的各个时期的“政敌”向毛输诚。

众所周知,毛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身份,是中共党的“创始人”。这个身份,是由于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事实所奠定的。只不过由于这些“创始人”后来都弃党、脱党和叛党,或被党打成各色“机会主义”分子,毛成了硕果仅存的人物。

在中共权力的阶梯上,毛跻身“领导人”的行列,始于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因赞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2],取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当选”为中央五委员之一,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和组织部长。这是毛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此时的毛,仅以“文名”达于国共两党之间。

在1927年的中国统一战争中,这位“国共合作”战略的支持者,因领导权争夺失败,拥工农武装之力,割据一方,成为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创始人。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周旋中,因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谋略,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内的军事领导权。此时的毛,除“文名”之外,也具有了一定的“武名”。

中共移都延安后,毛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在党内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展开了一场争夺思想“制空权”的斗争,其间一度萌发了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梦想。

细究毛泽东的这一愿望,自然和其青年时代对“圣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但他性格中“逆我者亡”的魔鬼,使他不可能通过正常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早在1928年,那位共产国际的宠儿王明,就针对毛泽东的实践说过:“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3]之后,周恩来又当面向毛泽东谈到,张闻天是党的头号“理论家”,据称,毛终于沉不住气,反唇相讥道:“什么理论家,不过是从苏联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但是,当时毛知道,如果真刀真枪地比拼,就凭自己那点家底,要问鼎这第一把交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和欲望,直到军事、政治大权到手以后,才开始借权势在这个领域大举反攻。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他终于一泄这口在胸中憋闷了多年的鸟气,对那些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说:教条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连狗屎都不如。人屎可以给狗吃,狗屎可以肥田,而教条既不可以给狗吃,也不能够肥田……这种充满流氓气的生动语言,使那些被长篇大论的理论报告催得昏昏欲睡的流氓无产者军人心花怒放!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说:毛泽东经营“理论家”的名号,多得力于一帮文人密友,其中几位,如陈伯达、和培源甚至就是他的秘书。从1940年始,这帮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

据王明说,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与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创立“主义”,王明是否可出让“统一战线”思想的发明权?而他在此期间大批量出笼的著作表明,他不仅收入了王明的专利,而且把由谢和庚[4]提出的“持久战”思想,陶铸、曾志总结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经验”,[5]周文、胡绩伟等实践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思想,统统据为己有。后因苏德战场形势逆转,中共在国际战略地位中对苏联依赖的重新加强,他不得不暂时卷起了“毛主义”的旗号。[6]但通过“整风学习”之精神折磨,外加“抢救运动”的皮肉拷问之威慑,他确定无疑地夺得了在中共党内思想指导的地位。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人,被塑造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而通过这个“政教合一”的“极权化”过程,在这个微型小朝廷中,毛泽东第一次实现了早年向往的“君师一体”夙愿。

1942年2月8日,延安举行了“毛泽东日”活动,有一千多群众倾听了毛新民学会时代的战友所作“毛泽东生平”的报告。随着整风运动的所向披靡和抗战形势逆转的时不我待,历史上与毛曾有过矛盾的朱德、陈毅、彭德怀、张闻天、博古、王明均先后表态输诚。[7]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说,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

(二)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

(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

(四)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

(五)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

(六)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

(七)开始了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经过延安整风,作风武断、行事专横的毛,被塑造成“服从组织纪律”的典范;性格桀骜不驯、骄横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谦虚和戒骄的模范”;在权力和个人理想面前向来轻视人的生命,漠视群众疾苦的毛,也变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和“倾听群众呼声”的模范;原来被群众诅咒应“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就连被毛泽东当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张闻天,也为自己参与塑造的这个“品牌”所折服,他宣称:

“毛泽东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8]

在多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为假想敌,行将打倒之时,张闻天坦白了当时的原因:“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催生下,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中共“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被毛称为“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对毛本人“歌颂的大会”和毛的政敌们的“检讨的大会”。依靠与毛的结盟窜升到党内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在新党章修改报告中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言论: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此后,这类言论不仅在中共党内司空见惯,还为林彪接过去,作为“造神运动”和文革击败刘少奇的凭据。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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