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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干:试谈文革定义表述的语法错误

原句可以重新调整,读成“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修改后的句子中,“发动”和“利用”这两个具有被动属性因而爱惹麻烦的动词双双被移到句首的位置,毫无异议地修饰它们本该修饰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当然,改正后的句子从修辞的角度看是优是劣,那是另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文革所作的定义。该《决议》所载的文革定义一直以来被人们广为引用。从语法的角度看,文革定义的这一表述却是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借用英语的语法术语。主句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从句则是三个定语从句:1,“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2,“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3,“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由于这三个从句都是并列的关系,因此,主句可以跟它们分别合并成三个小复合句,分别读成: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根据语法的规则,所有这些定语从句都修饰主句的表语“内乱”。

显然,第一小复合句是错的,因为“发动的内乱”一语不符合句子(从句1)的本意——“发动”的是“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内乱”。同样,第二小复合句也是错的,因为“利用的内乱”也不符合句子(从句2)的本意——“利用”的是“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内乱”。第三小复合句则完全正确,因为“带来灾难的内乱”(其中,“带来灾难”修饰“内乱”)符合原句的本意,即“内乱带来灾难”。

问题出在被动句——对于被动句(其表征是“由···动词”,或“被···动词”,等等),汉语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认识。这里有个“被动句陷阱”。在主动句“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从句3)中,动词“带来”的后面有个名词“灾难”,与之搭配,构成动词-名词的稳定关系。而在被动句“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从句1)中,动词“发动”的后面却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可与之形成搭配关系。这意味着,动词“发动”有可能在新的情况下,比如在句子合并时,跟别的名词“萍水相逢”,形成意外的搭配关系,正如在由主句和被动句的从句1合并而成的第一小复合句中的“发动”跟“内乱”形成了错误的搭配(“发动内乱”)关系一样。同样,在由主句和被动句的从句2“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合并而成的第二小复合句中的“利用”也跟“内乱”形成了错误的搭配(“利用内乱”)关系。

本来,当动词“发动”和“利用”分别处在主动句“领导者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句1-1)和“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从句2-2)时,它们的后面都有个名词“文化大革命”,与之搭配。但是,当这两主动句(从句1-1和从句2-2)转化为两被动句(从句1和从句2)时,原动词“发动”和“利用”的搭配对象“文化大革命”都已跟它们脱离了原有的搭配关系,被作为主语(原为宾语)从原主动句的句末移到了被动句的句首,从而留下了空档,为后来的错误搭配关系准备了条件。

乍一看,从句1、2和主句有着相同主语这一情形,跟从句3和主句有着相同主语的情形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从句1和从句2都属被动句,而从句3则属主动句。若从主动句的角度看,被动句的主语其实只是“替身”主语,而不是真正的主语,因为当被动句转化为主动句时,被动句的主语已还原为主动句的宾语,正如上述两组句子(从句1和从句1-1,及从句2和从句2-2)所显示的那样。关键的是,主动句的动词和被动句的动词在结构形态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有搭配对象,后者则没有搭配对象。正是在这相同主语的表象下,隐藏着“被动句陷阱”。自然,从句3和主句这两个同属主动句且有着相同主语及相同动词形态的句子的合并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只需删除从句3中跟主句相重复的主语“文化大革命”,然后把剩余的部分“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镶入主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的)内乱”中的省略号内即可。但是,用同样的方式删除两被动句的主语后把剩余的部分“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置于主句的中间,却闹出了搭配上的“内乱”来。如果先把被动句的从句1和从句2转化为主动句的从句1-1(其主语已变成“领导者”)和从句2-2(其主语已变成“反革命集团”),然后分别跟主句合并,那么,上述的搭配错误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两个新合并而成的小复合句分别读成“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

我们可能会有疑问:原句中的“发动”和“利用”不是修饰、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吗?不是的,尽管“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搭配符合句子的本意。根据汉语(而不是英语)的语法,处在原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的内乱”中间的“发动”和“利用”作为定语只能修饰它们后面的表语“内乱”,而不能回过头去修饰它们前面的主语“文化大革命”。自然,“发动内乱”和“利用内乱”的搭配并不符合句子的本意。而这正是原句的语病所在。

又或者,“发动”和“利用”跟“带来”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吗?不是的,尽管不排除存在这种理解的可能性。原因有两点:一,句中并没有使用任何表示因果关系的词语,比如“由于···因而”,或者“因···而”,等等;二,两个动词“发动”和“利用”的后面都用了顿号,表明它们跟后面的动词是并列的关系。

原句可以重新调整,读成“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修改后的句子中,“发动”和“利用”这两个具有被动属性因而爱惹麻烦的动词双双被移到句首的位置,毫无异议地修饰它们本该修饰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当然,改正后的句子从修辞的角度看是优是劣,那是另一回事。至于构成《决议》的文革定义的四个部分的内容(体现在一个“定义句”,即主句,和三个并列的修饰从句中)彼此在逻辑上是否全都相关,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注:很多年前读到一处文字,说《决议》的文革定义表述在语法上是否确实无误尚难定论。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教于大家。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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