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是半马半猴，想象也不重要
知识（knowledge；intellectual）在汉语训诂学原理层面讲，它是“知”与“识”的合并。前者是know-how的意思，为“然”；后者是know-why的意思，为“所以然”。这样来讲不是为推广语言学知识，而是涉及到思维质量问题。“思维质量”在本讲义系列是个重点词汇，几乎每个小节都会关联它，即便没有明确使用它。就knowledge之英语词汇本身而言，有语言学初步知识的人很可能希望拆分它，但是，它既没有词根也没有前后缀。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知识的精确性”。而就精确性问题本身而言，以“知（know-how，然）”与“识（know-why所以然）”为例，基本可以说明问题。Knowledge可否拆分作为一个知识准确性举例，它逻辑地关联儿童记忆，相当于“马猴子”是怎么形成的那样一个趣事。当然，只有注重思维质量的人才会关注此类问题，绝大多数人会接受不准确的习惯知识。在这个层面，知识仍是“know-how，然”。
而超越不精确的知识习惯就要进行一定工作量的知识训诂：一者，马猴子首先不是一种半马半猴的动物，因为即便有这种动物，也没法比可复制的想象之“青面獠牙”鬼更能威慑儿童；二者，通俗词汇普遍存在语音嬗变的特征，在文献层面，“马猴子”实质上是“麻胡”之音转——阅读唐代历史学家颜师古的随笔文章《大业拾遗记》（野史类）并对照此后的同类作品、张鷏《朝野佥载》，可以知道是这种情况。
在颜师古的作品里，说是有一个叫麻叔谋的隋炀帝臣下（职位“屯将军”）嗜杀成性，大人用其名吓唬孩子很灵，影响到唐朝未消——“至今儿啼，闻人言麻胡来即止”。在《朝野佥载》里面，麻秋作为北朝时期的后赵政权将领，他是“麻胡来矣”的原本，同样是吓唬儿童的由头。不同的是，麻叔谋是虚构的人物而麻秋是真实历史人物，尽管正统史书上无后者传记。比较之下，同为非正统史书，张鷟作品要比颜师古作品的知识精确性高得多，它写明麻秋是胡人，有“麻胡”之社会称谓很正常。而作为虚构人物，麻叔谋则没被颜师古标明胡人身份。
一、不准确的概念：文凭缩水，毕业证通胀
现在，我们没法知道张鷟是否有意校正颜师古的知识失准，但是，在知识精确性层面讨论问题，其指向是：人们在使用习惯知识时，往往是在谬误下而不自觉。“马猴子来了”是北京南部（可能更广泛的华北地域）吓唬幼儿的近现代用语，来源于上述两种文献。普通人不会在意“马猴子”与“麻胡”的历史演变关系，除非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从小就想知道“马猴子长得什么样的”，直到他（他）有相关知识能力去考证。
“马猴子来了”之说辞作为曾经的记忆，对绝大多数知悉者来说，是一种“知”；“马猴子来了”之说辞本源于“麻胡来矣”，对所有知悉前者的人来说，是一种“识”。在经济学意义上，“知”相当于纸币，“识”相当于黄金加硬通货。形象地说，一个社会一旦出现“知多识少”的持续状况，就出现了“知识通胀”。毫无疑问，网络条件下，知识通胀更容易产生，尽管网络技术为社会提供了天文级别的充沛信息。也正是由于知识通胀存在，才使得一些专业人士反对大学的网上公开课，其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讲席教授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认为：不管网上课程收费与否，结果都是“把更多受过教育的人推向市场而助长文凭缩水”。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文凭缩水”说法与我们的“知识通胀”是有部分交集但价值指向绝对不一样的概念。他只知道犹如旅鼠数量极限扩大而导致自杀性迁徙抉择之后果，尽管他没有用“旅鼠效应”来分析“文凭缩水”——与他同样主张的人士称此数量极限扩大现象为“毕业证通胀”。而无论如何创造并使用概念来描述高等教育领域的旅鼠效应，只要核心性表述未能分清“知，know-how”与“识，know-why”之区别与内在关系，概念的创造者暨使用者就是学识不逮。这好像“华盛顿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里根成为总统前的政治名言）那么一种讽刺，柯林斯本身确实存在知识不精确的瑕疵。在另一端，柯林斯把“文凭缩水”问题纳入“资本主义是否还有未来”讨论，算得上负责任的学术选择。
论及大学课程上网，那种行为只是在传播“知”，绝少有“识”的含量，而且，大学作为具有商业性质的机构或者本身就完全商业化，它一定是以利润为维持生存的基础而追求的。商业的基本事实是，没有任何一家理性的商家会把自己核心产品无偿送出或者低价出售。网上公开课不具有“知识含金量”是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绝大多是表面的受益者之情形来说，他们无从收益与时间付出对等的“识”。里面只有极少数可以自身“炼金”，而即便不是接受网上课程，代之以去图书馆做纸面阅读，这类的极少数仍然可以自身“炼金”。此类的“炼金”能力不仅在知识方面有隐性表现，在财富创造、事业成就方面则是非常显性的。中专毕业的斯坦福、高中毕业的洛克菲勒是“炼金”的杰出代表，尽管在他们的时代中专与高中算是“还行了的”文化程度。而华人世界的李嘉诚以其基础学历之低，在斯坦福、洛克菲勒之后为他们那个系列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有趣的是，就算在今天，利兰•斯坦福为纪念自己早逝的小儿子而建的全名“小利兰•斯坦福大学”在全球前十名最佳大学里面（2019/2020年度排名第三），那些追逐者根本不知道斯坦福只有“可怜的”中专学历。讽刺的是，美国社会追求上知名大学的热望一直不减，名人不惜冒无形资产严重亏损的风险而造假资料把孩子送进名校，成为一个社会常态。这个常态让中国家庭逼迫孩子“进名校（高中）、考名牌（大学）、端金碗（就业）”之行为模式，显得低端了一些。当然，在美国也有华裔虽然不是名人，但不惜动用四十万美元贿赂中介人士，以保孩子上名校（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同样与女星菲丽西提•霍夫曼一样成为丑闻主角。
二、负面案例：德国职业教育的衰落
今天的人们没法设想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者假若活着，如何看待他创立的大学被丑闻“轻度污染”之妆。但是，不管丑闻本身有多严重，它们只不过是”知识通胀“情形下的旅鼠效应之缩影，尽管“旅鼠效应”最初是在股市问题上被使用。比如，百度百科的解释是：“驱使旅鼠前进的，不是求死的欲望，而是惊慌。包括对饥饿的惊慌，以及对方向迷失的恐慌。正如投资者的突然增多，导致过多的钱追逐过多的股票，投资机会顿时减少。而当市场出现暴跌时，撤离市场的通道将非常狭窄，集体的恐慌导致了投资者的自杀性的抛售。”
旅鼠效应的本意是：在族群迅速膨胀、导致食物严重匮乏的后果之下，就会有一批成年者选择风险畸高的长途迁徙，发生穿越险地（如波涛汹涌、水温很低的海域）行为会导致相当部分被溺死、冻死。至于在这个抉择前，成年旅鼠不避天敌是真的自杀行为还是生存环境导致非常特征出现（如明显吸引天敌的外观颜色），还是个知识准确性问题，这里因缺乏科学定论支持不展开讨论。不过，既然族群膨胀是周期性的，那么，群体生命的“含金量”自然会降低。一定量的食物（树根、草等）供给相当于货币的逻辑支持力量（黄金与硬通货），无限的至少是幂级族群成员增加速度相当于每一张纸币在贬值。每一个成员就是“一张纸币”。同样，每一个社会乃至于一定时期的全球（各个社会加总）其就业量是有限的，至少不可能短时间内大幅增长，它们相当于旅鼠族群面临的食物，而每一个要求就业的人就相当于“一个旅鼠”或“一张纸币”。这样比喻当然要做道德避险，即必须声明我们不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旅鼠效应之下，个体所具有“知识含金量”即“识”往往是被忽略的，尤其此类“识”者在谋求一般化的就业机会时。甚至说，“识”还会起副作用——没有几个雇主愿意聘一个有哲学头脑的学生去做他们公司本不高端的业务。所以说，这个悖论在很大程度上会逼迫出一些特立独行的创业者。这些创业者即便有一天做到非常成功，他们都没法避免自己在相对优越的位置上不接受旅鼠效应。简言之，只能任由旅鼠效应在自己的招聘中起作用。同时呢，文凭生产系统本身会追求多“知”化，以便为产品找到好的销路（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见识的生产者（单个的，如负责任的教授）针对学校的多“知”化追求，会提出“读书高于创新”的主张，但这样的主张能有多大影响力不得不交给宿命啦！
在纯经济学理论或曰规范经济学层面讲，“知识通胀”属于资本主义特质——生产的更多，消费得更快。它有待制度性改进来解决，比如一个具有“罗斯托平滑”可能性的社会，为“每一个旅鼠”提供更加福利性的就业支持。就美国本身而言，最近两年出现的工人缺乏客观上达到了这个效果。“知识通胀”导致了就业中的旅鼠效应，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难题之一，但是，里面也存在教育投资者选择错误的因素。德国目前出现的技术人才短缺就是如此，而这个国家历来注重技术教育。2019年9月6日出版的《经济周刊》在提到人才短缺问题时说：
“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连年增长的背景下，三分之一的德国企业抱怨招不够年轻员工。专家预计，德国今年经济下行也难以改变企业缺人的状况，而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人才就更抢手。现在，企业普遍用招待客户的态度来招揽青年俊才。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即便没有工作经验，在找工作时也可以挑三拣四。德国现在不仅缺乏信息技术、电气工程和自动化这类高端产业的技术人才，而且也缺乏建筑工人、幼儿园教师和护士这类专业技能人才。专家称，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大批退休，德国企业的用人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劳动力和人才的缺乏将对德国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招揽人才也必须调整用人制度，毕竟现在年轻人普遍不愿为了工作而牺牲生活品质。”
这个具有全球参考意义的现象，在经济学逻辑上等于驳斥了米尔达尔贬斥“生活质量”概念的主张。在教育投资者决策上，作为实证问题，反映了持续时间不短的普遍轻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后果。这点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尤其是德国以其“职业教育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典范”而有上述危机，值得全球化主张者重视！事实上，当“识”的价值性不得不被贬低时，所有人的生活都会遭遇品质下降的危险，无一例外，哪怕是精英社会的顶端精英。“识”的积累难以出现幂级水平，它是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那样一种动力。在积累与发挥的过程中，“识”者未必会获得明显的高水平经济报酬，但对推动非成熟市场社会的理性化作用非常之大。
三、师范教育劣质：中国的文明危险
说到社会顶端精英会受“知识通胀”的影响而致生活质量下降，一方面是在个体上他（她）必然会接受低“识”量的服务，而低质量的服务可能会是一次医疗事故或者公共系统低效率造成的不间断困扰；另一方面，低“识”量的群体高估自己应有的报酬而造成社会秩序压力，以及整个社会心理环境的负面化——到处是抱怨，一定会导致社会整体上仇视精英阶层。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他们既要承担低“识”带来大量低质量服务而付出的更高生活成本，还面临比精英阶层更高的服务风险。这在非成熟市场社会尤其如此。
有统计数据标明：每年有260万人死于误诊（医疗事故之一种），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质量偏低是基本社会特征，各项社会服务低端化是常态。狭义到诊断失误这一案例，其中“识”的问题尤其明显了，即误诊因于专业知识存在精确性方面的巨大缺陷。再以中国历史上神化医生职业为广义参照系，可知非成熟市场社会对高“识”量的需求有多么巨大与持久。即便不说较为特殊的医疗服务问题，而论教育质量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从业者处于低“识”水平，受教育者只能被灌输更多的“知”。无须讳言，中国有不少大学进入了上面指标体系的二百所全球名校，但没有一所进入前十名，就是因为“知”量非常之大而“识”量小得不成比例。无论是名校还是非名校的毕业生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旅鼠效应中，至今没有变好的迹象，这与人生中十分关键的中学教育有直接关系，尽管不能排除大学教育对此的叠加效应。
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在人情压力下代替远亲写了一篇在职的本省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论文交给导师，导师似是而非地提了一连串修改意见；经济学家觉得从面子上过不去，又没法实名反驳远亲的指导教师，就跟远亲讨论参考文献的规范问题，结果是学校从来没教过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换言之，代笔的论文以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来完成变成了指导教师的负担。这个故事与真假茅台的段子（大意）很相似：一位觉得自己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在朋友招待极为私密的旧交时，捧场、拿了一瓶年份茅台，诸位在座旧交都认为这瓶茅台是假的；大家争执起来，乃至于请了专业人士评理，结果”被认为的假货“是真的；后果则是除了该位拿出真茅台的人，那几位常喝“真茅台”的在场者等于没喝过一次真茅台。
如果说段子有嫌娱乐化，那么，一篇发表在重要理论杂志的道德指点文章则从侧面说明中国师范教育的劣质之危险：文章作者是另一家省立师范大学教授，教授在文章中要求艺术家“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戏内戏外一个样，人品艺品一个样”；如此，一个表演艺术家在作品里若是巨贼权奸或地痞流氓，在现实中他也一定要以深计害人、霸道做事、调戏良妇、欺压浆担为能事了？
师范院校出来的产品大多是供给中学的，而以上两个省立师范大学教授“识”量低得如彼可怕，中国普遍的中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了。只能生产批量且“无限繁殖”的知识旅鼠意味着文明的衰败，乃至自我灭亡。经济学不会深入干预道德问题，但是，对文明命运的忧虑与制度效率、制度的人道性密切相关。否则，制度经济学就成了必须废除的学问！
结语：全球化与私塾化
本章讲义第一节提到的女星菲丽西提•考夫曼为代表的当下丑闻，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文化常态——推进“知”的低质量化与大规模生产是美国经济创富时代的社会取向——在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教育界坚信数量化效果，“大学里光是选择理学士或文学士那种老办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适合每一种兴趣的课程，并给不管什么人一个学位”。大学的数量也到了惊人级别，到1910年美国有一千所大学，而法国只有十六所；是年的美国大学在校生数量是三十三万人，而法国只有四万多人。如彼之状，被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有影响巨大的THE AMERICANS三部一系）认为是教育民主暨国家民主的历史性成就。
后发国家或非成熟市场社会的教育产业化是对美国上段时间的模仿，尽管模仿者不曾设想民主目标。而今，全球化并未因全球秩序崩溃而止步，秩序重构在缓慢进行中，服务的全球化更是日新一日。如此，就要求高“识”量教育（特别是在人文范围）采取全球化方式，而高“识”量教育以采取私塾化为最优途径。私塾化培养顶尖级人才在中国古代是成功的，尤其它的变异形式（名师选高徒，或者高徒投名师）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核能”——某次成功的教育即特定产品的出现会产生数百年后续影响。
教育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生产系统，它与其他生产系统是有共性的：材料的质地，机器的等级，工人的技能——这三项决定了终端产品的质量。工人技能徒有其名，机器精密度欠缺，即使拥有再好的材料，产品出来也是真实的次品。还好的是，美国的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Paypal创始人之一）的非学历而真学力教育实践是一个希望信号，尽管他着眼的是教育成本之降低，尽管有一位哈佛大学前校长极力反对蒂尔的创新。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全球化之下的私塾化或曰私塾的全球化必然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通约性，从而带来跨国的社会性教育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