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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华:中国连消费都不见得自由

这是典型的垄断,区区几家垄断企业就把一般市民搭乘出租车这件事搞得乌烟瘴气,人人抱怨,但没人能抵抗财团影响,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国社会中被认真讨论过。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发展出一个比很多民主国家里都还自由放任的市场,让所有人身陷其中,抱怨却无解。除了政府,谁能对付这么庞大的财团呢?但政府并未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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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发展谈服贸牵动的价值问题

我刚从中国回来,“太阳花”开的前几天,很遗憾地我缺席了。当时我人在中国,看不到中肯的新闻,一开始还是当地人告诉我:“立法院的牌子都被砸烂了”,我当时的立即回应是:“早该砸了。”对方被我的回应吓了一跳。然后当地人开始跟我大谈民主的问题,大谈他们眼中的台湾因为搞民主而经济落后于中国,甚至下结论说:“太民主了不行。”“台湾现在比不上大陆了。”我不想跟资讯不充分的人做不对等的交谈辩论,也不想怪罪长年活在资讯不透明的社会情境下而可能思考受限的人,只简单回了两句,就让那位友人哑口无言。我说:“中国现在的确很有钱,但你们付出了多少生活的代价?”

没错,就是对生活代价的根本关注,让我们对“服贸”(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意见,对失能的政府有意见,所以愿意暂时牺牲生活的品质,来到这里表达我们对于服贸的质疑。生活的代价,从来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已。中国便是全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中国的经济发展率高达七%以上,世界各国称羡,但当地人付出的生活的代价是什么?而又是什么道理让整体社会持续支付这个代价?

过去十多年来我深入中国的地方社会做研究,而且是以不平等的社会发展为主要议题。我也常去中国的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城乡发展地区、大都会,看过不少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在天高但皇帝一点都不远的政治架构下,是个什么样子?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聊,分享我看到的中国的日常生活。

我不需要借用抽象的民主法治概念,也毋须上纲到统独议题,也不会用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方式来妖魔化中国,只需要从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两岸服贸背后的价值差异。这个价值差异,正是令我深感忧虑的,却是中华民国政府、善交中国权贵的国、民两党人士经常选择装聋作哑的价值差异。

我想透过五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很快速地浏览一遍中国日常生活的背后价值。

第一个例子是党国文化的例子。三月(2014年)中我人正好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推出了一个新政策,就是,中国各地的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会议室,都要高挂五句话。哪五句话?也就是五代最高国家领导人关于军队建设的五段话。所谓五代领导人,就是毛邓江胡习,前四位已作古或下台的人的话,我就不提了,我们来看正在台上的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是什么,他说:“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好朋友说,这种手段,反映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加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习近平确立自己军头地位的手段。朋友说,这个党的军国主义化,已经停不住了。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价值中提升它的经济指标。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多党政治。中国从来就宣称他们也是多党政治,只是这个多党政治是在服从一个绝对大党的架构之下。服从一个大党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说明。其他的小党,从办公室运作到代表的薪资都是由党国支付,他党的成员就相当于“公务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进行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简单说明,你明白了吧。这就是党国对“多党政治”的定义。

搭乘出租车都有很痛苦的经验

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生活经济面的例子。第三个例子是在中国大都会里叫出租车的例子。最近去过中国的人,如果是得自行解决交通问题的人,应该对于在当地的大都会中搭乘出租车都有很痛苦的经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里巴巴或腾讯等大型的电子商务集团以诱人的回馈金收拢了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也就是透过它们的管道来招揽出租车,它们会给司机比如说人民币十到十五元的回馈,给乘客五到十元的回馈,结果导致出租车拒载短程、不载临时客。而且,要搭车如果没有智慧型手机,要叫车成了件非常困难的事。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像台湾一样各领风骚的叫车管道?我不会做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我的理解是从中国的日常生活而来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多没有装置桌上型电话基础设施的地方,都可能人手一支手机,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的常见现象。中国也一样,所以中国产生了一家超级庞大的电话公司,叫作中国移动,后来有了第二家,叫中国联通,但也就这两家,瓜分了中国庞大的手机业务市场。然后呢,两家富豪财团结合手机财团,继续制造搭乘出租车的中国式经验。

腾讯的大老板马化腾是排名第四的中国十大富豪,富可敌国。阿里巴巴占据了中国八成的电子商务,八成是什么概念?根据媒体报导,一家阿里巴巴的交易总额等同于台湾GDP(国内生产毛额)的四成。这是典型的垄断,区区几家垄断企业就把一般市民搭乘出租车这件事搞得乌烟瘴气,人人抱怨,但没人能抵抗财团影响,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国社会中被认真讨论过。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发展出一个比很多民主国家里都还自由放任的市场,让所有人身陷其中,抱怨却无解。除了政府,谁能对付这么庞大的财团呢?但政府并未出手。

在财团加速垄断的中国都市化里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个例子我就想提一下中国年轻人的生活。中国是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率又这么高,高到很多台湾政客、商人常说我们的年轻人要比不上中国的年轻人了,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了。我有听到他们的真心忧虑,但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诠释。我不知道个别年轻人的竞争力如何,但我只知道,若把青年做为一个集体来看,我很怀疑中国青年跑在前头这种论述的正确性和正当性。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北京的学者廉思做了个社会调查,写了一本叫作《蚁族》(二○○九)的书,他用蚁族来形容“大学毕业、低收入的聚居群体”,这是继中国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行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人民币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保险和工作契约。平均年龄集中在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之间,九成属于八○后一代,和在场许多同学你们算是同一个世代。

只看到13.5亿人的商机无限

蚁族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处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庞大群体,但被主流社会忽视。他们所居住的聚落也经常面临都市化而来的强制拆迁,所以流动性很高,他们在中国这十多年来高速加快的都市化中,日子愈来愈难过。但因为是高等教育毕业,很多人来自农村,在故乡的小农村里曾经是少有的秀才、状元,如今在都市中无法功成名就,无颜回江东见父老,只能窝在都市边陲的聚落中讨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要让年轻人以这样的方式,牺牲热情、牺牲对未来的想像,屈身在宏伟庞大但高不可攀的经济体下,讨一个没有尊严的生活,来成就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成就金字塔顶端的财团富可敌国的实力,我宁愿我的国家经济平平,宁愿年轻人不必展现这样的经济竞争力。我当然不反对经济提升,也希望经济提升能让所有人的生活品质都提升,但得先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合理?

台湾的政客、财团,到了中国,只看到大都会的繁荣壮观,只看到十三.五亿人的商机无限。他们即使进入中国的边陲大陆,也只是看中那里更为廉价的劳工,还有因法治更为腐败而容易取得的土地,多少的古迹建筑、考古遗址、农地、居住地因此成为庞大的工厂用地。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蓝图中没有一般人的脸孔,只有他的工厂可以雇用多少劳工的人头数,然后还在斤斤计较不到人民币两千元的最低工资。

这样的对比,还要说台湾的年轻人没有竞争力?我知道也许说这话的人是认为我们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但是,正是因为要比较,请先在中国内部进行比较,再来评论,怎样叫作具有竞争力。一个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竞争,无法在庞大的经济收入中分得一杯羹,而只有少数的人有幸往上爬,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要的吗?我不希望年轻人像中元普渡爬竹竿一样,只有绝少数的人才能成功挺上去。

待续

(本文是作者2014年3月26日在立法院“民主教室”的演讲稿)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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