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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打架 红军长征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事实应该是这样,红军从正面进攻隘口不果,就采用了从右侧上山迂回的战术,解决了封锁隘口的右侧山上工事(如果真有工事的话),而国民党守军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一无战斗力二无决心死守,见红军侧翼包抄就“一触即溃”的一轰而散了,估计国军是零伤亡,所以才未见国民党方面有伤亡记载,既然“战斗规模不大”,又何谈为战役?且不论红军漠视战士生命,至少,那个苗族小战士的形象应该有很多参战者能记忆清楚,怎么只见有杨成武的回忆呢?

据《红色旅游》资料介绍:腊子口是甘川古道上一处地势极为险要的峡谷隘口,地处迭部山层峦叠嶂的峡谷之中,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腊子口”为藏汉合音,“腊子”藏语为山青之意,藏汉合意为山青上的口子。天险雄踞腊子河,由东西两座山峰聚拢形成一道石门,两峰底端相连,峡谷长30米,宽不足8米,崖高500米,崖顶相距不过1米,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桥,崖下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纵穿隘口。当年,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峰顶,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门户。

关于腊子口战役,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重庆晚报》是这样报道的:

“国民党军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2个师,其中甘肃军阀鲁大昌的14师两个营驻守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敌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毛泽东知道,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注:卓尼杨土司同情红军,他的骑兵构不成威胁),右侧是胡宗南主力,如不能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敌人三面合围,红军只能重回草地。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杨成武的红4团向腊子口发动猛烈进攻,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成功。部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由政委杨成武率队正面夜袭,夺取木桥;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2连,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迂回部队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后,善于攀援的12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上去,后面的战士也随之而上。登上山顶的红军用手榴弹向敌人猛砸,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党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

红军“攻破”腊子口“天险”,还见于《解放军报》(甘肃迭部9月24日电/记者李敬坡)的报道:

“毛泽东在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果断下达了‘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注意:这里又变成了三天)的命令。然而,敌军鲁大昌部在方圆不足百米的险要地带,集中了两个营之众,堡垒林立,组成交叉火力网,死死封锁山口。

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曾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红军经过雪山和草地,基本没有可以摧城拔寨的重型武器。那么,该如何突破横亘在眼前的这道天险?甘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武给记者讲述了一个被叫做云贵川的无名苗族战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只能智取’。陈武说,这位苗族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关隘久攻不下,云贵川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敌军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笔立陡峭的崖壁攀越过来,如神兵天降,一举解决战斗。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云贵川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而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则出现了与最权威的《解放军报》的描写相悖的报道:

一次又一次,红军的七、八次攻击都未能成功。从俘获的敌人口中得知,天亮之前还有从岷县方向增援的敌人赶到。情况十分严峻。‘要智取,不能强攻’。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从山腰向下打,另一路则从腊子口约2里的纵深山脊上俯冲下来,进入腊子口内与敌人激战。上、下夹击,内外夹攻。‘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从悬崖峭壁上打下来,弹药库又被摧毁。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腊子口被智勇双全的红军攻克。成为长征途中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战例”。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整条峡谷全长才三十米(一颗手榴弹的投掷距离),最狭窄之处是八米(一间教室那么宽),这个最狭窄部分就是隘口,前进方向的右侧是万丈深渊,如果国民党守军真的想阻挡红军,只须在最狭窄处设置障碍,几挺机枪火力封锁即可,根本用不着在山顶修什么碉堡工事,即使修,也只能在隘口的对面山崖上修,但因为悬崖全高五百米,即使隘口在半山腰处,距崖顶至少也要有二百米以上,在八米宽的地带,红军的炮火(迫击炮)不可能向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碉堡至隘口的距离超过了枪弹有效射程,那么守军的碉堡不就是自欺欺人的摆设吗?除非这碉堡与悬崖垂直平齐或贴在崖壁上,但即使这样修好了也无法射击,怎么向下瞄准?子弹能拐弯吗?那么就只能扔手榴弹,居高临下的扔,但是隘口还有自家兄弟,不是一块都炸死了?在碉堡里向外扔手榴弹,怎么扔?就算在碉堡外边扔,又能扔多远?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碉堡和所有“激烈战斗”的“遗迹”,都是为了“红色旅游”而复制的。

为了自园碉堡和扔手榴弹之说,“革命传统教育”又通过《法制日报》又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人民网>军事>资料>重解长征之谜>战役之谜)”

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之后,还是不能体现战斗的合理过程,因为所有的报道和回忆都没有记述这一重大战役的伤亡情况,国民党守军方面也没这方面的记载,倒是《百度百科》提供了一点信息:

“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没见伤亡数字。据我估计,最多几十人。因为战斗规模不大,且采取了佯攻和偷袭方式,敌军一触即溃”。

从以上几段回忆记载来看,腊子口战役的战况是矛盾百出,这个说“堡垒林立”,那个又说“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正面应该怎样排列林立的碉堡?这么大的“战役”居然没有伤亡统计和立功人员!没有付出重大代价,怎么能称之为天险和激烈战斗呢?关于那个苗族战士,也描述不一,有说是他一个人的,也有说是十二个苗族人的,最后干脆说这个小战士牺牲了,死无对证。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攀崖的战斗过程,几百米高的悬崖怎么攀登?不借助绳索只靠一根带钩的长杆子,能攀上几百米高的崖顶吗?几百米长的绳索有可能随军携带,但十二根带铁钩的长杆难道是随军的铁匠炉打的?所以《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修正了这个神话: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从山脊上爬上去和攀崖是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关于伤亡,近来有网络写手芦笛先生云红军“伤亡逾千”,但查遍资料也未见有“伤亡逾千”的记载。也许,在中共早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上有这样的记载,伤亡逾千(超过一个团)属于重大伤亡,但如果伤亡逾千,那几米宽的隘口岂不堆尸如山?伤员又怎么抢救呢?

事实应该是这样,红军从正面进攻隘口不果,就采用了从右侧上山迂回的战术,解决了封锁隘口的右侧山上工事(如果真有工事的话),而国民党守军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一无战斗力二无决心死守,见红军侧翼包抄就“一触即溃”的一轰而散了,估计国军是零伤亡,所以才未见国民党方面有伤亡记载,既然“战斗规模不大”,又何谈为战役?且不论红军漠视战士生命,至少,那个苗族小战士的形象应该有很多参战者能记忆清楚,怎么只见有杨成武的回忆呢?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腊子口的“十二勇士”一个也没活下来?而且无名无姓?要知道他们并不是正面攻击敌人,而是背后包抄敌人,而且不只是他们十二个,是两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用手榴弹进攻没有防备的无顶盖碉堡中的敌人,怎么会有重大伤亡?

由此可见,所谓腊子口战役和那个“飞夺泸定桥”一样,都是夸大事实的谎言。看看下面这幅隘口的图片,就知道腊子口是不是“天险”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独立评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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