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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走出民国监狱 凄惨死于中共牢狱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王造时的双面人生(组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他昂首走出民国监狱,57年被批斗, 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这一次他没再走出来。1971年9月,王造时死于狱中。

1928年,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全国,随即开始了‘训政’阶段,一党专政统治从这时建立,这让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王造时愤怒异常。1930年,王造时回国,受聘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书之余,他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新月》等杂志上。

“翻开世界各国历史,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是统治者‘训’出来的?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争得来的?……凡是拿到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团体,总是不愿意放手。这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各国的政治历史都可证明。”他写道。

王造时呼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让国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各党各派可以公开竞争,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选票代替机关枪。民主势力扩张,人民监督之下,割据一方的军阀才能变成保家卫国的势力,加之政府与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由于文风酣畅淋漓,王造时的政论很受读者欢迎,同时,也令官方头痛不已。起初,官方试图拉拢王造时,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他,劝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答,好意心领,他还是想继续教书。

拉拢不成,强硬措施接踵而至。当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时主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3年起又密令全国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想从生计上卡死他。没想到,王造时早早已经备好了一张律师证书,跑去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律师,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又派给他一些译书的工作,王造时的收入跟教书时相差无几。

当局又想到了暗杀。一天,王造时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手中得到了一张暗杀名单,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没过多久,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就真的被暗杀了。为防患于未然,王造时又出奇策,他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第二天,该报中英文两版同时将这张名单发表了出来,轰动全上海。上海市长不得不出来“辟谣”,从此,榜单上的人再也没有被暗杀的了。

1936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这年五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共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在始料未及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望着门前迎接的人们,王造时情绪激动地表示,“欢迎不是欢迎七个人,而是欢迎‘救国会’的主张。”

这无疑是王造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身份焦虑

二十二年后,王造时又全盘否定了这段辉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时,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规划”,他提出“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判所谓‘进步’包袱,把它们去掉干净,以便轻装进行自我改造。”同时,“进一步检查由1930年到现在对党的关系,认清对党一向是忘恩负义,不是党委屈了我,而是我对不起党。”

“一向是忘恩负义”,这句话背后是一段难言的苦涩。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附有一个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等于两国均承认了“满洲国”——即中国东北是日本领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觉得有必要公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场推举出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造时很快写了出来,在信中,他对苏联此举表示“莫大的遗憾”。

但王造时不会想到,公然“反苏”给他惹来了麻烦,中共内部某些领导认为,这封公开信是王造时一个人起草好,强迫大家签名的,更有甚者,认为王造时收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故意跳出来发起反苏运动。

王造时对此浑然不知,兀自继续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后,王造时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田汉五十寿辰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彼时,当年的“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却被冷落在一边。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复旦大学政治系谋到了一个教授的职务。

另一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王造时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要求为党做点事情,“说现在蒋介石与孙立人不和,孙立人有兵权,美国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时)与孙立人又是清华同学,所以请求组织允许他到台湾去,策反孙立人。”长期研究王造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说。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议,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国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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