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自己也感觉到了与新政权存在隔阂，但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现如今，体制内的一个身份，比过去已经重要得太多了。
中共建立政初的几年，民营新闻事业被重新塑造为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办报赚钱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国律师制度开始试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许多律师也被划成右派。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当律师谋生，在新中国也走不通。
与此同时，王造时家庭又连遭不幸，他的一双儿女先后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钱。后来，王夫人的后事和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学校还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座高级公寓。
在这种情形下，纵观中共建政后到反右斗争之前，这位一向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中共建政后的发言很少。在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觉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
一句“于公于私”，耐人寻味。
两面人生
1957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王造时在北京与中共统战部负责人两度恳谈，终于把历史上的那段“误会”澄清了。不久，周恩来又亲自约谈，不但聆听了王造时的倾诉，还主动提出要调王造时来北京工作，王造时精神为之一震。回上海后，他兴奋地给沈钧儒写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后自当益加奋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此时，毛号召“大鸣大放”，王造时认为建言献策的时机终于到了，“激于爱党爱国之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当年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两次发言中，他提出“及时把鸣放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去”，并指出“宪法颁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
结果，这一年六月开始，反右运动爆发，王造时这些言论首先成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时历史上就“反苏”，并且一直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颇为讽刺的是，当天王造时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过激过偏的甚至错误的言论也不足畏，予以纠正之后，应继续鼓励大家大胆揭露矛盾，更足见党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对指控，王造时起初坚决不认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来抗拒”，但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到了当年8月14日，王造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说，我对于我思想的错误逐渐地获得了新的认识。
当天，他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其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做王造时前后转变的关键：“至于我家中的实际困难更非靠党的特别照顾不能解决。我的长子自1946年6、7月间患精神病起，不知给我家庭带来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苦难，自去年三月我的爱人去世后，政府不仅代我负担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费用，并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欠费。我的长女从1955年秋起渐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征，学校党委也曾经表示要免费送她入院医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开始有精神病象征，我由北京带到南京，也是上海统战部打电话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机会。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对如此家庭环境，我不依靠党，拥护党，而却反对党，岂不是自找绝路，并给自己的儿女找绝路。”
王造时原先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反右斗争一开始，药费的“催款单”便月月寄来。教学职称随之降为四级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改译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计划”。这些，对于经济上没有退路的王造时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
而且，王造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样为他欢呼的人群了，报纸上只有口诛笔伐。王造时曾收到外地来信十多封，都是赞成他发言的，也有诉冤的，原本他准备交给党委去处理，但反右斗争开始后，深知利害的王造时将这些信偷偷撕毁，他不想牵连这些人。
台湾的《中国时报》此时则不无揶揄地发表文章，称“所谓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时在《文汇报》发表第一篇检查。此后，他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从1957年到1960年，他的检查写得一封比一封长，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读报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行，时常觉得他们向党的进攻，极大多数不如我的猖狂，他们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1957年12月1日。
“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评所谓‘进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还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实实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这些违心话之外，往往也夹杂着两句自己的真实情绪，比如“昼则徘徊一室之中，夜则辗转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
此时的王造时，与昔日那个王造时判若两人。
1960年9月，王造时摘帽。六年后文革爆发，他于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这一次他没再走出来。1971年9月，王造时死于狱中。
“文革”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幸存的几张王造时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张“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红卫兵写了四个字：“什么东西？”
照片中的人对此浑然不觉，他们依然生活在意气风发的年代里......
（原标题:双面王造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