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释放
人们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前，通常都有一段并不怎么愉快的记忆。有些时候，这跟一段动荡的生活有关；有些时候，这源自于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还有的时候，一些人在水下太久，只是想伸出头来透口气。
让张雪下定决心的是某种恐惧。自2014年从一所三本学校毕业后，她在东部沿海的一个“十三线小城市的小国企”工作了5年，如今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相比5年前只上涨了500块钱。去年公司资金链出了点问题，做财务的好友偷偷传话给她，就四个字，“早找退路”，意思是她随时有被裁员或是停工的可能。
张雪做了一个简单的算式，“现在的家庭利润=父母收入+我的收入-吃喝拉撒-房贷”，而“未来的家庭利润=父母退休金（相比工作工资收入↓）+我的收入（上涨幅度不大）-吃喝拉撒-房贷-父母医疗款（年纪越大健康越差）-子女教育”。很明显，整个家庭的“利润”是下降的。更不用说如果没了工作，资金来源更是问题。所以她格外看中保住自己的本金，决定用利息生活。
她也有过大额消费的时候。比如出去旅游在某个庙里花2000元买了串佛珠，“现在我尽量不去回忆这件事。”也有过极其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比如在去年，她特想买一款水晶吊坠送给自己当生日礼物，但最后以“买了应该也不好搭配吧”的理由忍住了。当类似这样自我约束的次数多了，购物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少。尤其想到未来的资金来源很可能不稳定时，恐惧让她面对“提前消费”这样的新观念时尤其抗拒，信用卡、网贷变得没有任何吸引力。对她来说，更具有吸引力的事情是，今年年底，她的存款可以到20万了。
对比也很明显。她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比她早工作几年，爱好看电影，喝咖啡，现在除了5万存款，什么都没有。“生了孩子之后，她们家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不过她前段时间还是跑去看四十多块钱一场的电影了。”相比于去电影院看电影，她认为自己未来的目标更大，这更像是一种想实现阶层跨越的理想。“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富有，我见识过他们的那种生活，我很憧憬，所以只能现在开始努力攒钱。”
“用利息生活”小组的创始人寻我，在2013年，举全家之力，外加还找亲戚朋友借了10万块钱，才在当地城市为购房凑出了首付。后来的两三年时间里，全家人首要任务就是还钱。那几年她开始知道钱的可贵。2013年时，她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按揭的房贷高，如今随着工资不断上涨，房贷已经可以用公积金还了，但她仍然过着几年前一样节约的生活。之所以创立小组，寻我说，“只是偶然随手一建，毕竟我已经过了寻找同路人的年龄了。”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同事们都不知道她的生活方式，“用利息生活”小组或多或少成了她另一面的出口。
吴磊在发年终奖前一个月裸辞，完全是几年来积累情绪的一种释放。“家里的厂房在卖掉之前，出了点纠纷，一直在打官司，如果官司输的话，还得赔钱。”他上班的时候是心怀恐惧的，直属领导脾气有些差，掌握着每个季度的考核大权，几乎每个季度都有排名末尾的同事被刷掉。所以他每次见到领导都点头哈腰，跑腿买奶茶要冲在第一个。尽管长此以往他跟领导混熟了，但他也因此成了领导的出气筒，有什么抱怨的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早就受够了。
他因此一直都憧憬自由的生活，所以，当条件充分时他马上就开始实施了。他喜欢海，辞去工作之后，决定到厦门去度假。他选了套月租7500元的酒店式公寓，直接租了一年，拉开落地窗的窗帘就能看到海，去鼓浪屿的嵩屿码头只需5分钟的车程。
“也就9万块钱。”吴磊说。买了理财，交了房租，他每个月仍然有12500块钱可以支配，是以前工资的两倍。
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决定用利息生活的人，都加入了豆瓣小组。那里鱼龙混杂，既有像张雪这样与寻我理念相同的人，也有致力于投机事业，炒期货、玩虚拟货币的，还有搞传销、推销保险的。小组里有人发帖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怎样实现财务自由的》，点开一看，是卖炒股教学课程的；也有帖子抱怨《实现财务自由的我每天特别无聊》，底下有人调侃“每天拿钥匙到不同的房子收租吗？”不过，无论是投机者、省钱者、骗子、还是真正的深藏不露的土豪，大家来这个群关注的都是同一件事——财富，以及活着。
自由的反面
在“用利息生活”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省钱的秘诀。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周军会把公司发的一切员工福利挂在网上出售，三年来公司发的知名品牌的月饼券，他从未兑换过，全部七折出售。而赵乐乐从公司回家乘滴滴本来需要6块钱，她省钱的办法是步行40分钟回家，她认为如果每天都能省下6块钱，一年就能省出来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过她可能忽略了自己因此每年要花费14600分钟在路上。
主妇孙小梅是更专业的省钱人士，她去超市买任何东西都要横向对比，对比的方法是用价格除以重量，比如，售价21元的200毫升的洗面奶，实际上要比售价18元150毫升的洗面奶便宜。但这样做的缺点也很明显，用她的话说，每天都像在不停地做小学数学题。
许多人也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比如，为了省钱，寻我在淘宝上买了包月的“红包省钱卡”，每天都能领到一些红包，红包一般只有几块钱，可以抵扣网购的费用，但是几天不用就会过期。为了不浪费红包，她必须竭尽所能地找到便宜并且包邮的商品，然后花掉红包。
买着买着，这成了一种负担。“你能体会一个几乎每天都在买笔，最后家里有几百支笔的人的感受吗？”她问。
有一次周末，她心血来潮，拿出家里笔的一小部分——两个抽屉的中性笔——出来数，最后发现有173支，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圆珠笔、铅笔、彩笔、蜡笔等各种笔。耳机线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共买来了几十根耳机线。她估算了一下自己使用笔的速度，在现在无纸化办公的大环境里，大约一支笔能用一年，这样她买的笔就能用几百年，可能用到她的孙子那一辈都用不完。
而就算是利息足够多，不用刻意省钱，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恐惧的形态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工作的时候，面对着失业的恐惧，而当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整天可以无所事事的时候，又面临着生活没有目标的恐惧。”
对吴磊来说，头三个月，手机再也没有了无休止的工作群微信，晚上看剧再也不用担心第二天起不来床，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凌晨三四点才睡。但由于之前上班生物钟的缘故，他常常在早上8点钟惊醒，像弹簧一样弹起来觉得上班要迟到了，扭头一看落地窗外的海浪，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可是自由了”。兴趣上来了，就去外面的步行街上走走，或者坐船去鼓浪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连以前从没去过的酒吧，也在鼓浪屿去习惯了，以至于有一天喝多了，还在酒吧里睡着了。
以前，他想像过自由的各种感觉，只是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觉得枯燥。鼓浪屿去了十几次，实在是不想再去了，海鲜吃了三个月，再闻到也有点想吐了。而且外面人太多，他宁愿待在酒店里，但整天睡觉、点外卖、看剧也很无聊，到最后，他对于时间已经没有了概念，只知道早晚，不知道几月几号，也不知星期几，需要通过观察路上的行人来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
有那么一个星期，他什么也不干，呈大字躺在床上，就靠回想过往来度日。他开始意识到一个道理，“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脱离了社会、啥都不用担忧的人，是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
终于，房子在还有三个月到期时，他拿上行李离开，决定重新找份工作。
自由的反面，有时候并不是不自由，而是过度自由。并不是只有吴磊感受到了空虚。北京望京地区拆迁的时候，李朝元一家人分得了5套回迁房，如今算起来全家的房产已经价值3000万，“当时我弟弟结婚，办的婚礼酒席直接选在国家会议中心，就是整个村子的人觉得一下子富起来了，一定要有排面。”他自己也不工作，在家玩了一整年，“每天就是打牌、打牌、打牌，那一年光打牌就输了十几万，就是感觉整个人都废了。”
那是一段彻底与社会脱节的日子，“以前单位的朋友有的跟我还有联系，但话已经说不到一起去了……再后来我连牌也懒得打了，就觉得整个人跟条鱼缸里的鱼没什么区别，反正每天都有人来喂自己。”
另一方面，在“用利息生活”小组里，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货膨胀速度。对于这些相当看中自己本金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本金的缩水更令人担忧的了。这也让这种原本看上去自由的生活方式，笼罩了一层不自由的阴影。
在同自由和不自由进行抗争的同时，人们其实也在同恐惧抗争。暴富的李朝元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克服恐惧之路。他出钱将北京密云的一座院子改造成了农家乐，从买砖、砌墙、到院子里挖个小鱼池，他都亲自动手，不懂的就请装修工来教，在那半年里，他学到了装修的技能，感到了久违的充实。
如今，农家乐生意不温不火，收支勉强持平，利润甚至比不过他用拆迁款买理财的收益的零头，但他觉得有意思。淡季时，常常院子里只有李朝元一个人。他每天都会给自己烧水泡茶喝——不用电炉子，用煤炉，泡个茶能磨叽一个小时。
以前的他可能想不到，这就是他的“用利息生活”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