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上三大高手：邓律文，胡平，许志永，近日来一致发声，反对香港人的暴力抗争，一起打着所谓的和理非的旗号。这三人中，邓是公认的中共喉舌，胡平被认为是海外民运人士，许志永则被认为是中国国内著名异议人士，新公民运动的代表。这个局面清楚地表明了海内外反对派一致的迷失，居然能和中共喉舌打成一片，难怪中共六四三十年来稳如泰山。
和理非本来是一种一般的抗争手段，完整的称呼应该是“和理非抗“，中国有些异议人士忽略了“抗”，这就是他们中毒的根源。他们中毒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反对一切暴力，包括对暴力侵害而采取的暴力反抗。他们认为非暴力是伟光正。认为如果用暴力推翻共产党，一定也会建立一个类似中共的专制政权。这一点和中共的宣传高度一致。我很难理解这些人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它既和历史事实不符，也在逻辑上没有道理。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是靠暴力革命建立的，德国二战前选举出希特勒政府，后来成为专制政权。
暴力与非暴力的选择就像牛顿第三定律所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当政府的压迫不太高时，反抗者自然应对以非暴力。正如之前两百万港人上街。现在中共军警和香港警察对港人宣战，力图武力征服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如果能做到完全的非暴力，那是不符合自然规律和人性的事情。完美的和理非发生在当年南京大屠杀时，绝大多数南京市民排队等待被屠杀。这种“非暴力”是一种正常社会应该提倡的价值吗？显然不是。在西方社会，公众普遍支持用暴力反抗暴政。包括佐罗等暴力反抗者被人们公认为是英雄。好莱坞不断推出个人暴力反抗的英雄角色。有多少西方人责怪这些人使用暴力呢？反而是这些中毒的中国异议人士，积极反对香港的勇武派，极力呼吁和理非和勇武派割席。越是暴政肆虐的国家，大众越是表现出对暴力反抗的反感，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类似犬儒的一种心态，他们自己不敢进行暴力反抗，于是就把非暴力吹嘘成最高的准则，从而取得心理平衡。
中国异议人士中和理非毒历史悠久。在1989年就中毒深重而不自知。刘晓波砸枪，学生主动扭送广场三君子至公安局，都是经典桥段。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异议人士中毒，甚至也不是中共建政后下的毒。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普遍有忠君孝顺的传统。相对批评/反抗，人们更推崇忍耐服从。这才是中土暴政不断诞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民众不是无底线地容忍暴政，如果他们像美国人一样勇于反抗，敢当暴民，中土早就和美国一样了。而中国的有些异议者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责怪香港人的暴力反抗，他们其实是一直帮中共维稳而不自知。
和理非三个字，“和理”本来就是反对派的诉求。反对派从来都主张保持和平，理性计算不盲目牺牲。和理非本来主要是给统治者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坚持和理非，所以当局也要采取对等做法，也不能滥用暴力。在中国，和理非是无效的，因为统治者对一切反抗都采取暴力镇压。而且同时，和理非却变成了反抗者单方面的自我行为准则，变成了自我束缚，成为为暴政镇压开脱罪责的口实。有人说，很多中国人明明是被统治者，却喜欢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思考问题，这种人在动物界也不常见。同样的，这些信奉和理非的反对派，在动物界也不会有多少。非暴力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场合下的选择，非暴力绝不是像这些中毒者们所说的那么伟大高尚。相反，在有些情况下，见死不救，坚持非暴力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我们绝不是为了非暴力而非暴力。和理非抗的目标是通过抗争消弱中共的力量，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把抗争升级，用更多的暴力去推翻暴政。暴政之所以是暴政，就是因为它从不接受别人用非暴力的手段把它推翻。把非暴力作为运动的最高准则，就是帮助中共掩盖其暴政的实质。中共最后只能被暴力推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只由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反送中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面对两百万港人的和平抗议，中共不为所动。对任何暴政，被统治者都有道义用一切手段把它推翻，包括暴力。反抗者用暴力反抗建立政府，然后实行民主制度，由大众管理国家、拥有和平颠覆政府的手段和权力。这以后新的反抗者/反对者才没有道义去使用暴力推翻政府。这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一般规律。
还有一种常见的谬论，说坚持非暴力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反抗。中国人是最少采用暴力反抗的，常见的都是下跪维权，那么为啥加入反抗队伍的人还这么少呢？实际上，多数人看的是统治者的力量是否被消弱了，是否参加反抗会有希望。当中共在内外夹击后元气大伤时，反抗者的声势自然会加强。所以我们关注的中心始终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消弱中共的统治力。香港这次的反送中运动，在经济上间接打击了中共，并直接帮助了民进党拒绝台湾的赤化。这次运动已经实质性地打击了中共。反送中运动必将被载入民主化后新中国的史册。勇于反抗中共暴政的香港人，无论是和理非抗，还是勇武派，都是我们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