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抗争经历中大保衞战而士气为之一振，却随即因理大一役遇到重大挫折。然而，抗争者在强弱悬殊底下用命而有损，非战之罪，故亢龙无有悔，痛定思痛、心力复元之后势必卷土重来；支持者深明大义亦只会惋惜而不会气馁。半年来的镇压和抗争，已令运动进化为战争或准战争，参与者亦因而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自会从若干失误之中总结经验，令下一波的抗争更为有效。2014年到今天，进化之快令人惊讶；今夏以来的试错纠正速度更高，因此完全可以消化失误，变成下一步抗争的智慧和能量。具体行动的检讨很有用，不过，我既非身在前线，自不会当后座驾驶员。今天只和大家谈一些观察所得。
一、轮到政权“唔知点收科”
反送中运动持续将近半年，和2014年占领运动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交战双方怎样看待终局。占运中后期，特府好整以暇，采取拖字诀，民主派一方的评论者却首先显出焦虑，不断提出“点收科”之问，运动最后以人员流失、政府轻易清场告终。这次不同了，首先出现焦躁不安的是京港统治轴心，并由其最高领导人提出所谓的“止暴制乱”，其他各级人员，由韩正而林郑乃至那些网络自干五都应声附从。那是硬的一面。软的，就是新近由建制大老曾钰成在法国媒体推销的“特赦论”，出口转内销。
但抗争者这次不着急。这除了因为他们一早就认定要抗争到底无退路，还因为政权仁义不施，不断放狗咬人，黑警白匪出动了还不够，上周还从惩教署调动了100名志愿军当特务警察，驻港共军也变成了抗美援娥执砖志愿军，以致一些本来无可置疑的建制派、中立或政治色彩轻微的民众，都因为越来越看不过眼而选择了或多或少站到政权的对立面，从而替运动减少阻力。
二、商界逐渐离心同情运动
所谓“无可置疑的建制派”，包括（一）上月底在伦敦批评一国两制一开始就有问题的联交所 CEO李小加—他认为“北京并无信心大部份香港人不反对一国”，暴露了一国在两制里的不堪；（二）全面反水、指自己个人从来没有支持过政府搞送中的地建界功能组别议员石礼谦；（三）提出当权者要对社会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的李超人。商界翘楚也如此，于是近日带起了教人动容的中环上班族 full gear（西装革履香水高跟鞋）“和你 lunch”。与此同时，一个以支持运动的中小企业家为主体的“黄色经济圈”的雏形也出现了。运动晓进化，商界亦然；这在香港从来未有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逐渐跟林郑政权离心离德者，最近还包括了公务员，以致班头罗智光也急忙站出来厉声警告要严惩。这些一步一步的发展，都是特府逼出来的，鼓励了前线抗争者前赴后继，尽管损失一直巨大，却无半点妥协之意。
令当权派有收科压力的，还有一个根本原因。2014年的运动，是反对派主动进击；到后来，蓝营顺势把占领导致的社会成本赖到运动方，压出了反对派的焦虑。但送中大头佛是京港统治集团一手炮制、一手拖延导致的，反对派只是被动接招；冤有头、债有主，市民要找元凶，唯习与林郑。所有市面上出现的“装修工程”、附带伤亡、经济衰退等代价，这次都是京港统治集团需负起的 consequential damages。解铃还须系铃人，收科压力于是都集中在两位元凶身上。这还未包括诸如外围舆论和外交方面的压力，以及北方四大家族在港私募基金缩水之痛。
三、政权内部推庄卸膊
值得留意的发展是，当权派内部各山头推庄避责。带头的，当然是北人，把二十多年来以各种聪明过头的藉口违反双普选承诺，种下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反中意识，却把责任推到地产商头上（其实这十年来的地价升幅主要是红色资本如海航等国企或伪民企推高的）；这经过西环的加持，成为特府及其支持者文宣主旋律，却避而不谈五大诉求无一与经济有关，是典型的卸字诀。CS张建宗更妙，当被问及民愤何所起，此公竟说缺民意资料无法知道，把责任推给经常因做民意研究被打压排挤的钟庭耀等知识分子（那边厢，卢伟聪却认为民意资料很丰富，都显示市民对警队的信任度创新高！）。
警队方面，夺了最高权力打了几个月高杀伤力超限战—林郑口中警队成为了香港社会安定的唯一防线也是推庄的杰作—却完全无法控制局面，最近还得要他们素来看不起的其他制服部队当特务警察给支援。于是，在中大二号桥之役后恼羞成怒，把局面失控的责任推给各大学管理层。但阿兵哥发言人此卸膊说法却迹近无稽；大学管理层是管教育和科研的，鸡毛蒜皮的学生品行问题当然也在管理之列，但由特府点火、积多年民愤变成的柴草熊熊燃烧，怎能算到大学校长的头上？况且，大学管理层九七以来已经大部份是特府委任和控制的了（有个姓梁的，不是当了某大学的校董之类很多年？还有那个何甚么、李甚么……都是大家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