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抓捕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按：中共领导下，发动的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347。
综合这一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已知的情况，可以了解的是：（1）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部门、途径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如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底确定1923年给中共的预算仅为每月1000金卢布在萨发罗夫1922年底开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预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向导》周报；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周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种传单和宣传品；为两名中央委员提供差旅费100元；为两名固定的宣传演讲员提供食宿差旅费120元；为汉口、上海、北京、湖南各提供三个人的生活费，每人20元；为山东提供两人的生活费，每人15元；为香港和广州各提供一人的生活费，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笔100元的意外开支作为机动。月总支出不应超过1000元。《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4—185页。，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拨款大大超过了此限额。由于当时中共方面申请的部门和共产国际方面拨款的部门比较混乱，以致有时共产国际代表会弄不清楚莫斯科寄来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应该给中共多少。如1923年5月在上海负责经费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维尔德就致密信给共产国际称，不知道刚刚收到的9600元是谁汇来的和做什么用的。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也抱怨说：“国外工作的拨款无论在我以前还是我在（莫斯科）之时都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而且数额经常变动不定。“例如，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85页。（2）由于各地党员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费的情况不一，因而难免会在党内引发矛盾。如湖南的党组织“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结果那里的“一些同志指责其他一些同志，说什么他们从莫斯科那里拿了钱而且生活得不错，但不关心别人，等等”《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8页。。（3）由于人员增多，办公、交通及生活开支明显增加。根据保存在马林档案中的一项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开支的预算表，即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在总计660元的劳动运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370元。在总计1200元的出版宣传费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610元，租房一项也达到110元。而在总计不过170元的办公费用中，交通费一项就达到100元。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共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经费的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增长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马林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就表明了他的担忧。他写信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