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凡关心中共历史者，都会关注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的问题。这是因为，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不会提到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之际，还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视作品会刻意淡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说法。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说，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更为夸张的说法是，不仅是陈独秀，包括李达、李汉俊等，“一大”前后得知共产国际会派代表来参加中共的会议，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关系云云。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很多年来，由于革命和战争等原因，涉及这方面情况的大量中共历史资料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禁忌，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备受限制。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党史学界中众多坚持“独立自主”论者的质疑和反对。在他们看来，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亦即毛泽东在党内开始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不能说莫斯科给过中共多少实质性的援助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只给了延安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大部分援助都给国民党了。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即中共建党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为了“职业革命家”。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联……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还在1980年，国内就公开发表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同时，包括包惠僧在内，其1979年的回忆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加深了笔者的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应该了解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虽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做着教授、编辑之类的工作，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因为当时的教授收入较高，杂志办得好还能挣钱，因此，那个时候同仁共同出资合伙自办杂志的情况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教授创办起来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中共最初只有50多个党员，其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有些个人收入，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种必须要花钱才能进行的活动，就可以列举出如下若干项：
1发行《新青年》杂志；
2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3发行劳动组织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界》杂志；
4创办又新印刷所；
5成立人民出版社；
6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十几种小册子；
7创立外国语学校；
8创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
9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0筹办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已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需要经费1000元左右。因为不能向劳动者收费，举办一间小规模的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一月必需的经费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这类学校，月费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当时，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北大教职，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当时组织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多半或收入较低，或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党员人数很少，“一大”时只有50多人，“二大”时才190多人，“三大”时也不过400人左右，能交党费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规定交纳，总的数量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由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问题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故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这一工作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后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开，甚至被结集出版，披露了许多历史线索，而且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再也不具什么敏感性了。
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还不大容易实现。
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烦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