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中国用战争缠住日本，使其无力北顾同苏联作战。在第一次日中淞泸战争爆发后，由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乘日中开战的机会在全国各大城市起事。“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同中共的想法非常一致。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并不是要同日本作战，而是以内乱的方式将战争吸引在中国国土上。他们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同日本一道夹击国民政府。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
第二，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中立政策。由于佐尔格的情报显示：1931年的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急速向苏联边境推进；美英等西方国家对“9．18”事变后的远东局势没有采取强硬态度，他们甚至希望日本关东军向北进攻苏联，用苏联来填充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保住他们在华利益。苏联的因应对策就是向日本表示他们的中立立场。1931年10月29日，加拉罕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政府对满洲事件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11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中，重申苏联对满洲事件采取不干涉主义立场。
对一切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苏联都一概回避。1931年底，国联要求苏联参加李顿调查团，李维诺夫马上回绝。他说，苏联不准备参加这个调查团，首先是因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放纵态度，1932年初，日军沿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然不加拦阻，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苏联政府还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企图以条约的方式对日本北韩政策加以限制，但都遭到日本的回绝。
第三，出售中东铁路和承认伪“满洲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为了讨好日本，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保持远东的平静，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2日在东京开始与满洲国的代表就此开始进行正式会谈，此举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第四，加强边境的看管，不让中国人在中苏边境抗日。“9．18”事变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以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史达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毫无二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短短几年时间，受迫害华人不下三十余万。
第五，苏俄后来发展为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战行动，也主要是出于考虑到本国利益，史达林很清楚地看到，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像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史达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史达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的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史达林的严厉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是由于中共深明民族大义，而是不得不照莫斯科上司指令行事。
总之，苏俄当时的一切政策行动，都和佐尔格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佐尔格及时的情报和日本间谍尾崎秀实上下其手的操作，使苏俄成功躲过了苏俄同日本的直接冲突，从而把中国推入战争的血海。
五、
尾崎秀实也有一个实力很强的间谍组织，主要是由日本的一些倾向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组成，中西功、西里龙夫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及时帮了苏俄间谍佐尔格的忙。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这些，其实都是尾崎秀实说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国作战的一部分理由。理由的另一部分就是苏联过于强大，日本不可能将其击败。佐尔格将尾崎秀实所提供的情报及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7年6月4日，一位被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从而对其寄予极大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麿，适应了国内各界的愿望，风头十足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的间谍尾崎秀实成为他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和中共高层人士相互配合地左右中国命运。
如果说以前尾崎秀实只是对日本对外国策施加影响，而在近卫文麿当上首相后，他其实差不多已经有了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开始传播：“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说的“柳条沟事件”即“九一八”事变。
已经有很多迹像都表明，“七、七”事变并不是日本想发生的。据今井武夫的回忆，由于有“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传闻，日本政界要员大谷光瑞和军界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先后来到北京，看在日本军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如果有，就及时加以制止，以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他们都认为：“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考查的结果让他们很放心：“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见林治波：《不可思议的预告－－“七夕之夜”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以往，我们对尾崎秀实有过很多宣传，这个在日本决策层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人物一直被宣传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但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这些关键时刻，这个日本友人在干什么呢？他作了一些什么对中国有利的事？有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七、七”事变，就发生在近卫文麿当上首相后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尾崎秀实已经成为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在对外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历史中没有关于他制止日本进攻中国的记载。有资料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其本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期间有哪些相互配合的活动，直到现在也还是个谜。“七、七”事变是不是里应外合制造的事件（编按：担任过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曾准备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证说，芦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芦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但是，东京国际法庭开庭时，他却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当庭作证。相信有一天，这个天大的秘密终会得已公开……）
六、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像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拼的各方势力太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