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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六大质疑

2月7日,在李文亮生前工作过的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楼门口,摆放着他的黑白打印照片和祭奠鲜花。(中新社)

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一处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华南海鲜市场据确信触发了蔓延至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灾难现在已经席卷中国所有省市区,成为一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回溯这场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人们确信这不是一场天灾,还有人祸,其来龙去脉存在诸多疑点值得挖掘与思考。

1、新冠肺炎首例感染者之谜

直至目前,新冠肺炎第一人的详细信息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新冠肺炎感染第一人的个人信息不仅关乎中共官方后续行动的有效性,同样也是发现和解码新冠病毒宿主和传播途径的关键。

关于新冠肺炎第一人的信息至少包括三种说法:其一,根据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2020年1月24日刊发在国际医学期刊《刺针》(The Lancet,大陆译《柳叶刀》)的论文,金银潭医院是在2019年12月1日收治了首例后来被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且患者本人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其家人也未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症状。该论文还同时透露这之后直到12月10日才陆续有其它病例被发现,且多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其二,根据武汉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11日描述,「根据国家、省市专家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重要的是这名12月8日发病的「首例感染者」信息更为模糊,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纪录。其三,也即是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在同学微信群里所提供的信息。当时李文亮披露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发摊老板」,该患者「在自己所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可以推测的是,李文亮所发现病例可能较晚,并非真正的「首例」,但是很能说明问题,应该与华南海鲜市场脱离不了关系;不论是武汉卫健委还是金银潭医院,各自所确定的「首例」如果不是同一人,那么说明金银潭医院发现更早。虽然《柳叶刀》所发论文表明所谓「首例」是后来确认,但这不妨碍其传染性特征的模糊性。首例感染者究竟是如何感染的?如果在华南海鲜市场无暴露史,是否另有来源地?或者「首例」并非真正首例,而是另有其人,若是为什么未来长达20多天时间内无疫情传出,直到12月底才异常严峻起来?

2、「李文亮」们是造谣者吗?

2月7日凌晨,在经过多个小时的抢救后,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身亡。李文亮之死触发了中国舆论场愤怒的总爆发,被认为是湖北和武汉当地政府遏制言论自由、打压疫情预警声音的「牺牲品」。面对汹汹舆论,中共随即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遣调查组就李文亮案南下武汉。

李文亮之所以能够引起朝野如此震动,是因为他在2019年12月底武汉卫健委官方尚未对外披露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在同学微信群里率先发出了预警信息,警示自己的同学加强自我保护,对类SARS病毒传染保持警惕。问题的关键是,李文亮的警告被人截图并公布转发。随后,李文亮与同样向社会预警的其他7名医生一样以造谣名义被当地公安机关传唤、训诫,并签署「保证书」,登上央视。

随后的事实证明「武汉八谣」虽然违背了武汉卫健委的内部「红头文件」(具体指2019年12月30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的规定),但结果是,在官方垄断信息并掩盖疫情状况的背景下,他们的预警揭开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并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吹哨人」的角色。李文亮做错了吗?当局的确欠他一个交代。

3、除了论文,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做了什么?

2020年1月20日晚,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首度确定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并透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是官方消息首度确认新冠病毒的这一重要特征。在此之前直到1月15日武汉卫健委还坚持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何以突然如此迅速的变化?公开信息显示,国家卫健委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9日向武汉派遣了两个专家组。第一批专家组由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领衔,但直到1月16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而第二批专家组则是由钟南山带队。要知道,钟南山所下判断是在南下第二天便得出的,这意味着第一批专家组在长达三周的时间内,忽视了导致疫情失控的这一重要线索吗?更明显的证据是7名医务人员在1月11日被确认感染,后陆续又有多名,为何不能对外示警?

事实是,中国疾控中心参与调查后,于2020年1月3日完成冠状病毒基因测序,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0日完成PCR诊断试剂开发,15日升至一级应急响应。这一切似乎都无可指摘。直到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线上刊登中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湖北省疾控中心等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其中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为作者之一。这篇论文提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传人传播已经发生」。从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周期看,人们判断中国疾控中心从23日截止数据不可能在20日之前仍然不确定「人传人」的存在。尽管包括中国中心副主任任冯子健否认隐瞒数据,表示该结论是基于当前资料的回顾性推论,但是这仍然难以堵住悠悠众口。人们质疑,作为国家卫健委下属事业单位,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在确证人传染人的情形下未能对公共提出警告,而是埋首论文撰写,存在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

4、湖北省红十字会究竟藏着什么?

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宣布免去湖北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钦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告处分,「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处理」。同时,官方还披露,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

事实上,湖北红十字会之所以在此次大疫之下被首先拿来祭旗,实源于激起了公愤。1月26日,网络曝光「武汉市红十字会向上海医疗队收取6%至8%捐赠服务费,否则拒收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一波未平,1月30日山东寿光援助武汉350吨蔬菜被武汉市红十字通过超市低价售卖的消息不胫而走。稍后,武汉市红十字会在其公布的错漏百出的捐赠物资使用清单中声称总共发放口罩24.5万个,但流向抗疫一线医院的武汉协和医院才3,000只,而主治整形和生殖的武汉仁爱医院却获得1.8万个KN95口罩。与之相对,武汉和湖北疫情急剧升级后,原有医疗物资储备等难以满足需求,包括一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也全线吃紧,医护人员甚至被迫自救。这促使人们揭发湖北红十字会「截胡」救援物资、囤积物资,管理混乱、调拨迟缓甚至可能存在与莆田系医院存在利益勾结助其逃税等「黑料」。

然而,湖北红十字会一面表示自责、内疚,又一方面将态度倨傲指责揭露者造谣,并撇清自己角色,自称只接受物资捐赠,却并无物资调拨权,其权力归属于地方卫健委和疫情防控指挥部。这显然是避重就轻,仍然无法撇清它在此次疫情应对中的低能低效甚至拖后腿角色。

5、湖北和武汉政府无辜吗?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和湖北官场措手不及,包括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和湖北省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等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党政负责人都似乎以不同措辞表达后过内疚和反思。然而,正如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辩解的,可能在他们意识中,自己也很「委屈」。比如当时周先旺对于传染病披露权限辩解说,「前面疫情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才能披露。」

的确,从这一角度看,周先旺等湖北党政高层只是履行了正常的职责,但是在造成武汉乃至全省、全国陷入一场灾难,让人们在遏制疫情的战斗中失去最佳自救时间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难辞其咎。舆论质疑,其一,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已然在内部文件中注意到数十病例的蔓延,却对社会公众只字不提,武汉市官方甚至还将率先披露信息的8名医生诬为「造谣者」,其是否侵犯了公众知情权和人身安全权利?其二,武汉卫健委(甚至包括国家卫健委)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公布新冠肺炎人传染人消息之前,虽一而再再而三修改措辞,从未发现明显人传染、到存在有限人传人等,这并不是一句认识逐渐深刻所能搪塞的,尤其是隐瞒医务人员感染,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其三,从1月11日湖北省进入「两会」时间到1月16日,武汉感染确诊病例一例未增(均为41例),直到「两会」结束才增加4例,18日当天武汉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万家宴」,20日通报突然暴增136例。这一诡异的数据变化真的没有涉嫌为了地方「两会」维稳而捏造数据吗?其四,当疫情持续扩散,1月23日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时,湖北仍然动作迟缓迟至24日才启动,更为糟糕的是,23日武汉「封城」从宣布到执行8小时内30万流散各地,王晓东口口声声保证武汉物资储备供应充足,然而随后即发生武汉之外疫情迅速扩散,武汉城内供给不足一片哀鸣的景象。这彻底暴露了武汉乃至湖北官场的无能、混乱和低效。先是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同日双双被免,接着是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同日双双换人,已然说明问题。

6、武汉病毒所有「阴谋」吗?

2月8日内蒙古新闻联播报道,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鲁吐镇居民满某1月26日在快手APP上发表名为「经典话题:不听的后悔一辈子」的短视频,宣称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美国向中国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个案。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民间舆论场上涌现了各种版本的美国生物战说法。人们讽刺这种说法年年出现,从17年的SARS一直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已经荒谬到不值一驳。相对的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homas Bryant"Tom" Cotton)则反指病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

不过,这还是不是问题的终点,相反引起轰动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蝙蝠研究专家石正丽的确因此而受到了攻击。她被医学博士武小华和多益网络董事长徐波两人指正制造并泄漏了传播了病毒导致了这场劫难,而更为巧合的是网传印度新德里大学的几名学者甚至从中找到了4段艾滋病病毒片段,非自然界产物而暗示有人工痕迹。这似乎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但这种可能也被完全推翻。包括美国和法国的专家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新冠病毒完全自然界的产物。石正丽更以生命担保新冠病毒与其所负责的P4实验室毫无关系。

不论如何,阴谋论总会出现也终究会退潮,反倒是石正丽所供职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却可能很难摆脱现实利益的诱惑。事实上,武汉病毒所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尤其是其拥有的P4实验室为SARS疫情后中国首个投入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然而,武汉病毒所显然不该在1月21日公众刚刚意识到疫情人传人特性后去抢先申请《瑞德西韦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发明专利,更不应该与误导公众联合其他单位发布双黄连口服液可有效抑制病毒的不实信息。这引发了公众对其严重的不信任感,质疑其与企业存在牟利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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