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北京与武汉的“甩锅大战”，终以湖北和武汉一把手被撤职暂时告一段落，而中南海和国务院卫生机构的舆论之争又拉开帷幕，同时引发的对习近平政权的冲击才刚刚上演，凸显中南海高层内斗。中央和地方，疾控中心和卫健委4方混战。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日全文刊登，习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首次披露习近平在1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要求对疫情进行防控。
但是翻查1月7日新华社和人民网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全文未见习近平对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以及武汉肺炎相关信息。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远藤誉则认为，“求是”发布的会议发言根本是造假，因为新华社2月3日针对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的报导，并未提及习在1月7日便下令防疫。
港媒《明报》2月17日的一篇文章则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中央。
署名钟仕的评论文章，引述匿名“京城消息人士”称，在1月7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如何应对疫情并不是会议重点。最高领导人当时只提出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
文章说，直到1月20日，习近平才对疫情做出公开指示。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国务院新年团拜会上还一片“欢庆”气氛，习近平对武汉疫情只字未提。
文章说，在中央轻描谈写的指示下，在已发生人传人病例后，湖北两会照开，武汉也举行盛大的万家宴等聚会。消息人士还说，包括高福等专家，在中央及地方均未对疫情给予高度重视的情况下，采取了包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预警方式。
疫情发生后，包括武汉、湖北及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部门纷纷“甩锅”。消息人士表示，有关专家并非如外界盛传的那样未尽责任，而是权力高层决策及基层执行环节都出现严重错判。
该消息人士还特别提到，近来因疫情扩散而备受指责的中共疾控中心，早在1月6日就向中共中央部门通报疫情，而且当日启动疾控中心内部二级应急响应，但在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的情况下，这些专家不得不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
近日网络上也流出一篇与以上明报指向习近平的舆论完全相反的文章，其中亦引述匿名“北京消息人士”，指控湖北地方当局和北京卫生机构的知情不报导、误导中央致疫情失控。
该文章引述消息指，早在去年12月15日前，武汉医生就报告武汉政府出现类SARS疫情，但武汉只是报告中共国家卫健委，毫无作为。直到患者倍增，医护人员大量感染的情况下，武汉依然坚持等卫健委指示，拒不采取任何措施，理由是“避免引起恐慌，不利维稳”。
而中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武汉“考察”时，根本没有接触前线医护，就匆匆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声称“只要数周，情况就会基本好转”，并如此上报中共中央。
这些做法激怒很多体制内人士，有武汉官员将官方内部文件交给美国驻武汉使馆，还有人联系内参记者，将情况密报中南海。
趋势网2月17日的一篇文章大批疾控中心负责人高福。文章说，2019年12月31日，以高福为首的第一批8名国家级专家组赶赴武汉，进行实地考察、采集样本、收集数据。高福对外界信誓旦旦地表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打脸的是，专家队伍中的王广发医生就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而事实也证明，新冠病毒肺炎极易传染，人传人概率比萨斯时期还高。
2020年1月22日，就是武汉封城前，在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言之凿凿地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对外宣布疫情后，高福仍乐观地表示：“按照现在的措施，大家认为元宵左右就会有所好转。”而高福个人更乐观，判断能更早转好：“我个人比较乐观，甚至我个人评估比这个还早。”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表示，熟悉中共政治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人都明白，哪怕上级错得离谱，下级也是“奴才该死，臣罪当诛”。如果不是背后有人撑腰，借地方当局几个胆子，也不敢公开“甩锅”给中央领导。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表示，这波疫情已构成习近平执政近七年及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威胁远甚于1989年六四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