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隔离中的武汉民众。
继2月13日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之后，蒋超良3月5日再卸一职，他辞去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在外界看来，蒋超良职务调整与湖北此前疫情防控不力直接相关。
公开履历及报导显示，蒋超良是银行系统走出来的少有的封疆大吏，而且是通过人行（央行）系统进入地方官场。仕途腾飞起点是1996年4月，蒋超良被时任人行行长戴相龙相中，从农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的位置上提拔至央行，出任银行司副司长。
在人行总行待了一年后，蒋超良被“火速空降”南方，从1997年3月起，先是担任了深圳分行行长，然后到广州分行（当时在全国8个分行中的人民币和外汇存贷款排名第一）担任分行行长，分管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业务。正是此一关键提拔，蒋超良在1997年11月和王岐山一起作为“救火队员”处置广东国投的破产案，蒋超良因而被指王岐山的得力助手，但实际上他仍归属于人行管理。
在戴相龙任人行行长的2000年6月，蒋超良被调回人行总行，升任人行行长助理，并兼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要职。2002年，蒋超良首出银行系统，进入行政官员行列，任湖北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2004年蒋超良又获得了新的机遇——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2008年，蒋超良受命参与主持国开行的股份制改革。2014年，蒋超良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后为省长。
2016年10月蒋超良调任湖北省委书记。2019年12月武汉疫情舆论声讨瞒报，蒋超良二度回归的湖北官场，成了仕途的“滑铁卢”。
而在蒋超良遭撤换的同一天，身为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也被免职。
公开履历及报导显示，在2018年进入湖北官场之前，马国强原任宝武钢铁集团董事长，宝武钢铁即马国强2013年调任武钢后操刀武钢与宝钢合并。而上海宝钢正是马国强的仕途重地，他于1995年起加入宝钢，在长达18年的时间，历任资本运作和财务会计的高管（计划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副部长兼资金管理处处长等），被称为“宝钢的财务管家”。
马国强这段经历与上海“首虎”艾宝俊高度重合。艾宝俊也是宝钢出身，1994年起历任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副总经理等职，并且同一时期曾一人身兼集团公司董事、总会计师等多个要职。2007年12月，艾宝俊转进上海官场，担任上海市副市长。
《北京之春》曾有文章披露，宝钢是由江泽民上海帮控管国企的典型代表；1994年之时，江泽民妻子王冶坪的一名近亲已是宝钢财务公司的高管。
在2015年艾宝俊作为上海首虎落马时，舆论盛指，这不仅是上海官场、国企均现突破口，更是震慑江泽民父子，因艾宝俊为圈内人熟知的江绵恒死党。
在湖北官场因疫情成为众矢之的时候，有非正式消息传出，马国强操刀宝钢武钢两家钢企“有功”，转地方镀金准备高升；按常理或常情，突发疫情并非重大事故；马国强如能应对得当则是妥妥的政绩，他却逆向处理断送自己升官；除非一个可能，受到更大利诱及指使有意为之。但可想而知，涉及官场内斗内幕是不可能被公开的。
无论如何，随着蒋超良和马国强双双下台，武汉疫情“追责”的序幕已经拉开，而且蒋、马二人第十九届中委、中候补的身份，被卸下也是指日可待。同时可以肯定，蒋、马二人曾经的仕途推手，这次再也使不上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