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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罪孽的历史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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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官员极力捂盖子,饥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出真相,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党脸上“摸黑”。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上面要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有甚者,在省委派工作组调查时,当地官员以“保护首长”为名,把村民赶上山去,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当地群众把这称作“万人坑”。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殍遍野,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1在情急之下,向毛泽东进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杨继绳先生的力作《墓碑》就是这样的史书,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悲惨的历史,为毛时代大饥荒中3600万饿死的冤魂树碑招魂,以史为镜,警示后人。^3

杨继绳曾是官方新华社的资深记者,退休后担任大陆最为敢言的《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他的父亲就是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他在前言中说,之所以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饿死的父亲立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在书中详述了自己的父亲活活饿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当时杨继绳还在读高中,被告知父亲饿倒在半路上。当他赶回家时,发现家里没有一颗粮食,“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3天后,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为了写《墓碑》这本书,杨继绳倾注了10年心血,克服各种困难,跑了中国十几个省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各级干部、饥荒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查阅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文件档案和各种地方志,参阅了许多专着和统计资料。全书80万字,上下两卷,详述了20世纪发生在中国这一旷世的历史灾难,再现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全景图。

《墓碑》是一部读来让人心情压抑和沉重的书。书中的许多细节,字字血泪,不忍卒读,尤其是饿死人和吃死人的惨景,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当时许多地方极度缺乏粮食,大批饿死人,抛尸路旁,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命,甚至整个村庄空无一人。浮肿病大量发生,疾病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对此,书中描写道:“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而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作者记述道,老百姓饥饿难当,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许多地方的饥民不得不吃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吃完后因拉不出屎而憋死。为了充饥,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景。甘肃省的一位母亲饿得实在厉害,煮吃了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觉察到下一个要轮到她,拽着妈妈的衣襟苦苦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4

《墓碑》在忠实记录大饥荒种种惨景的同时,挖掘了酿成这场旷世灾难的祸根。长期以来,中共官方一直讳言其真正的原因,将其归罪为天灾和前苏联撕毁合同。作者列举各种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而是执政党的重大政策失误。毛泽东是始作俑者,而极权体制则是毛发号施令、残民以逞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大饥荒肇始於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斯大林死后,^5毛为了与前苏联一比高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新霸主,头脑膨胀,完全违背经济规律,不管老百姓死活,制定了超英赶美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三面红旗”),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乌托邦狂想的试验场。这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极权体制下,毛泽东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狂想变成全民的行动,开启了一个狂热的年代。各地浮夸风盛行,充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这样的口号”。为了迎合毛泽东,各地争放亩产万斤^6“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驱赶农民在田间挑灯夜战,一连几个月睡在阴冷潮湿的野外,就连妇女也不例外,导致妇女病广为流行。作者在书中描述道,当时许多妇女正常的月经停止了,腰腹胀痛,面黄肌瘦,厉害的则是子宫脱垂出体外,当地人称之为“吊儿肠”,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

当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逐级反映到中央后,毛泽东不为所动,拒绝下“罪己诏”,认为这只不过是“鸡毛蒜皮”,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饿死人只是“一个指头”,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伤及“九个指头”。随后,又在庐山会议^7上发动“反右倾”运动,加罪直言谏诤、为民请命的彭德怀。^8

这使得各地饿死人的情况非但没有及时遏止,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官员极力捂盖子,饥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出真相,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党脸上“摸黑”。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上面要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贵州湄潭县领导私自扣压饥民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并进行追查,打击迫害讲真话的人。更有甚者,在省委派工作组调查时,当地官员以“保护首长”为名,把村民赶上山去,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当地群众把这称作“万人坑”。

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一直讳莫如深,外界众说纷纭。作者在书中披露,当年负责粮食和人口变动统计的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曾亲口对他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人。这份材料只报送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周看到后即通知,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所以现在再也无法看到当年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根据体制内专家学者的统计,比较此前此后的人口数字、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分析计算,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1958-1961年之间大约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

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天文数字,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相当於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6倍,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而这是在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发生的。姑且不论毛泽东其它的历史功过,仅凭这一点,毛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便是《墓碑》一书的力量所在。

编辑注释

1.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1968)。^

2.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后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2001年2月3日。^

3.此语源自中国最伟大历史典籍之一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鑑》所确立而来传统中国历史的信条,该典籍於1084年编制而成,宋神宗以其“鉴於往事,有资於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

4.炕是北方用砖、坯等砌成的睡觉的台,北方人说为对方“烧炕”,意思是照顾对方。^

5.1953年3月5日。^

6.1斤相当於1.34磅,1亩相当於0.16英亩。^

7.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於1959年7月期间在江西省庐山举行,作为中国高层领导人讨论大跃进的一次非正式议。^

8.彭德怀於1954至1959年期间出任国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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