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每天都会定时受到丈夫病危通知书的武汉妇女的新闻，真是充满了绝望和无力。
一个月前，她的丈夫患上黄疸性肝炎，这本不是重病，治疗起来难度也不大，只是恰逢新冠肺炎爆发流行，武汉市内的各大医院悉数全力应对抗疫，停掉了其他的门诊，于是这对夫妇寻遍武汉三镇，也找不到能够收治的医院。
妻子眼睁睁的看着丈夫由轻症拖为重症，直至医院腾出余力同意他们住院的时候，患者已是病危状态，全身器官都在衰竭，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不治而亡，医院会依照惯例每天给亲属下发通知并要求签字表示知情和接受。
想象一下这是何等伤痛的场面吧，每天都要面对一份预告丈夫可能死去的免责文件，上面还特意写明了“人财两空”的最坏结果，也就是花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还是没把人给救回来，然后每天无论情绪如何，也必须得写上“同意”两个字，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最要命的是，在这个事情里，你甚至无法去指责任何一方，因为所有人都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包括最初无法收治的医院，那时正值社区传播的高峰期，肺炎患者同样求治无门，而每一个携带病毒的病人若是回到家去，又会造成新的失控传染，所以才会倾尽所有的医疗资源，集中解决新冠肺炎的挤兑危机，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分配算术题，这边的蛋糕多了一些，那边的蛋糕就会少上一些，此消彼长，不得尽善。
我记得有过外媒报道武汉其他疾病的重症病患家庭强行闯开高速公路的封锁线意图前往外省就医的新闻，或许也正因为是外媒在报道的，那个故事的发展很是让人欣慰：防疫指挥部在摄影镜头前发挥了特事特办的人道主义精神，批准并调度了一辆救护车，亲自把患者护送到了外省医院移交，也提供了新冠肺炎安全检测这些措施。
但是自从封城以来，能够拥有这样的幸运实在是少之甚少，忍让仍是绝大多数武汉市民的日常，当医院看不了其他病症时，那就不去添乱了，在家硬生生的扛着，若是扛不过去，也就扛不过去了，只怪这病生得不是时候。
一场残酷的战争获胜之后，活下来的人或许还有授勋的机会，死掉的人，就只是伤亡报告里的数字罢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又谁是注定该死的呢？
哪怕是霍布斯这样的酷厉者，都认为“保全自己免受痛苦的冲动是人的根本动力”，但在事实上，我们永远不能忽视那些以自己遭受痛苦为代价——无论这里面有多少自愿成分，又有多少无奈成分——继而保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免遭痛苦的人，道德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轻佻、厌倦和忘却，都是背叛。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五十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