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疫情数据出现了大变动，感觉瘟疫得到降服，某种心境也稍有舒缓。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进入告别式，接下来谈论的，将是灾难的后遗症。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式各样，重在疗伤与康复的群策群力。而相对生理的感染，那潜伏在人们心理间的病毒则更难以消除。比如，众生曾围观阅读一个女作家的灾难日记，本来属于特别的好事一桩，即中国人有了公民之间某种命运共同体的觉悟。然而，却跑出一干无耻之徒，或讥讽、炮轰，欲加其罪。
在一场大灾面前，人们难免要惊慌失措，其中不外也包含着对问题严重性的意识自觉，补救的举措也在明里暗里地进行中。显然，没一个现代组织是不要面子的。就当地的武汉而言，政府的官员早就表现出要“谢罪天下”的态度，并有了道歉之说。社会的问责之声时有呈现，这更在常理之中，相较于造成的社会后果实在不成比例，也微不足道。而我眼下要涉及的话题，却是一种忍不住，只为另一类道义伦理的丧失，也为一个公民与作家的尊严着想。
就在昨日，看到一篇署名“唐山水”的文章：《疯狂攻击方方的“四大恶人”，都是什么来历？》，令人顿生鄙夷与愤慨！该文开头写到：“方方日记儘管已经终结，但对她的争议似乎才刚刚开始。总有一些人看方方不爽，彷佛方方把他家孩子扔井里了，把他家祖坟挖了，对她进行疯狂攻击。其中有四个人，对方方的攻击最厉害。那种冲天怒火，刻骨仇恨，令人不寒而慄。”我只得这样安慰自己，这帮人大概患了精神分裂症，恶毒到了人格无解！
儘管如此，最让震惊的还是张颐武先生，因为他是北大的人物！张教授是在置疑作家方方纪实日记的真实性，重点是“编造”了“殡仪馆一地手机的照片”。结论是：“最关键是作家应该有最起码的求真之心，不能丧失做人的底线。”这真的好搞、好可笑！一个武汉外的人，竟可以对身陷灾区、含泪记叙的另一个人做如此“断章取义”？即便那张满地手机的照片，也是作者当地医生朋友提供的。其真实性与否，他张颐武就更有资格来凭空武断？
如此拙劣的品头论足，我想会有更多人心生厌恶的反应。我尊敬的友人、文史学家史仲文先生迅速发表了对“此等阴暗小人”的谴责：“罪名好大咧！但究竟是谁失德，谁的良知丧失？······当然，张大教授可能不是湖北人，也不是武汉人，他没有亲身经历那种苦难。但他毕竟是中国人吧！再退一步，毕竟应该是人吧？以一个人的良知，对因疫困居危城者的日记，竟然全无同情与共感，还要反感、厌恶与指责，如此种种，我对其人格深表怀疑！”
而另一个则是自称北大博士的王诚却更是生猛（原来也是“四大恶人”之一）！不知他是否同出中文系或张教授的博士生，总感觉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其出格的、几近歇斯底里地发飙，是要将方方彻底地污名化、罪犯化，欲置死地而后快！一个作家，或作为身陷瘟疫重灾区中的千万民众之一，她只是最集中的披露者。其所记录的日常间接或直接的经历，诉说许许多多灾民：不幸的突如其来，苦难的家长里短；残酷、脆弱以及“战疫”艰辛！
近日，研究日本历史的马国川先生发给我《武汉疫情手记》。我又补了其中许多未读过的篇章，感觉更是感慨万千！这是她在内外的压力下形成的文字，或说是一部当代“史记”。它超越了简单文学的范畴，一种社会沉重的非虚构，彰显知识份子的良知。除自己不时在近期文章中提及方方的疫情日记外，有数位平时与文学无涉的学者朋友，也都情不自禁地参与了评述。显然，这些介入，说白了就奔一个方向：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对污名者的厌恶。
人类品行中的低劣之一，是从不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思考，哪怕对方处于苦难绝境当中。也只有自己或相关的亲朋陷入险境，他们才有所慌张，方觉必要博得同情的相助与呼喊。我以为，先不论这场武汉灾难责在谁身，首先对同类的不幸抱以关怀、呈现最最基本的怜悯与善意，难道不是人所必备的德行吗？如果博士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文化滋养，都不能还原一种辨别是非、与人为善的起码认知与行动，那我们是否必须崇尚野蛮，回归自然的丛林法则，或从头来过？
在武汉的官员中，有哪个亲自出来否定过方方日记了吗？人们似乎没看到。并且，坚信他们即便参与隐瞒，那也一定深感后悔了——都是人，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如此众多的家庭与生命。就连最具代表性的胡锡进先生，也都有如此公允的评价：“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而我们极少数远离重灾区的先生们，却非要将自己整成一副不近人性的模样，感觉是一群站立天门俯视人间的看客，欣赏着人间的一片风景。
缘于文道，还是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我们这个历史文化的悲哀，在于难以延续、拓展和充实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因文明的本质没大的进化，一旦遭遇现实困境，一细看，也全都是无法脱旧的老问题。所以，感觉一个鲁迅的思想遗产就管够。先生在世时，面对社会，面对民众，面对官场或面对文人，他老先生真是不遗馀力，只要是野蛮的破败面相，只要是愚昧的奴颜婢膝，只要是阴毒的权力心计，只要是戴着面具的虚伪道学，他一个也不放过！
鲁迅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就是为北师大的师生发表的——《帮忙文学与帮閒文学》。他这样说：“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閒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閒就好。”先生的这等概括，就眼前状态也的确说不上过时的。我倒不认为像张颐武人等，是真的为谁在“帮忙”或“帮閒”，而实在是充当了一种流行“病毒”的“帮闲”。
几天前，张颐武抓住“满地手机”不放，再次攻击方方：“医生们和我这样的读者都没把你当敌人，只是希望你的日记真实······我们凭什么被你这样污名化，用最低级的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来诬陷。”所谓“棍子”就是被指“极左”。的确，正是张颐武以“敌人”、“民粹”在自证“左”毒。他很艺术地绑架几个所谓“求真”的医生来一同狙击作者，另一面又将千百万读者轻蔑为“民粹癫狂的粉丝”。在似乎诚恳的言辞中，侧漏出的正是一股亦武式的霸气！
为他的时代“争取言论自由”，鲁迅也是殚精竭虑。民国伊始，他就为故乡《越铎日报》点明该报宗旨：“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到了北京谋职，便发出“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这样的言论，说明当初的民主与自由很成问题。这种呐喊，自然同属于“向上的车轮”。如果遭遇武汉这样的瘟疫之灾，鲁迅能不比方方有更激愤的话要说，或也更让某些人觉得“讨厌”或“险恶”吗？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个性鲜明，中国现代史上，也难得有这么一位对所有黑暗和腐朽都充满憎恶的明白人。正因如此，他连古人身上的那点瑕疵也不放过。在他眼里，司马相如和屈原，都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閒或帮忙，都缺乏正当性。当代中，也总有人费着牛劲想当师爷的，这并非有什么不光彩。但确实又有帮而不得，就容易落成等閒之辈，然后另闢蹊径的。倘若鲁迅今日转活，遇上一类眼高手低的，不知他会是怎样地一副反应，奚落抑或是批判？或许兼而有之。
文学与现实，如同文人与社会，彼此间的关係似乎已变得越发模煳了。所以，武汉遭遇灾难，一个正常做出反应的作家，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感觉突然发现了剑齿象。这等被暴露出的作家群体与人生现实的距离感，实际上是一种文明退化的症状，也是人文精神掉入社会瓶颈的表现。彷佛能思想的动物已进入休眠期，人们偶然才惊讶于回归人类思考行动的“蛛丝马迹”。难怪向来直率的易中天先生要感歎：“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
当然，文化可多元，观点亦可多种甚至别出心裁。但无论如何，为人者说话要有起码的人性自觉，尤其是尊为名牌大学的教授。张先生连方方的日记或许都不耐烦去认真读，却匆忙下了很歹毒的定论：“关键的事情上面的编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是没有良知的，是一个作家一生永远的羞耻。”如此看得出，他是要将一位在蒙难中，尽自己的道义记录真实生活的作家，一锤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准确地抨击，大概不归于学术或艺术的多元范畴。
对一个作家记录发生中的事件，则无论揭露或讚美，都属于个人权利，对于作家更是天经地义！作者可以文责自负，也能自我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若触犯了法律，则更应该由司法机构进行审理认定，而非某些远离现场的人们以主观猜忌，或自以为佔据了某种至高或制高点，可以实施社会道德甚至刑事罪过的先行推定！出于人文学者的社会评论，这些年就一直鲜有“百尺竿头须进步”的境界，眼下冒出如此奇葩异彩，委实是对苦难与良心的一计嘲弄！
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该是如何隔土惊诧于这地面上的怪诞飞舞？我倒坚信张颐武这样的文人，自有一套生存的理念支持。他们无需考究哲学常识，或尊重文学价值。那些抽象或形象，也绝不可同自己坚硬的现实相提并论。本来，一个曾“挂职”的学者，理应有更多的民生与世态的体验，领悟更细微的社会矛盾与人生冷暖。但不知何故竟阴差阳错，导致违背很普遍的人伦常识，不愿去理会与同情灾难中那种压抑与痛苦，或将自己弄成了“半仙文人”？
近日一篇《不说人品，只谈学术：看张颐武教授如何给北大丢人》，其中列举了被批评者十数篇十分可疑的“论文”，仅标题就看出学术品相的偏差。作者认为：“单就2019年来说，张颐武教授实在是丧失了学者的底线，几近堕落到如他的那几位著名同事一样，已经不止在公众情怀的基本价值判断上，甚至在大学教授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这一层面，也影响到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声誉了。”想必这绝非空穴来风，证明张教授所以行为怪异也并非偶然。
这自然绝非一桩小事。在转发推荐该文时，我的短评也难掩感慨：北大中文系有几个“学术”怪胎，实在令人看了头晕目眩。以个人的简洁瞭解，大概北大的昔日光环早已不再。官僚体制化的越发成熟，使教授们学会或适应投机鑽营的空间几率大大提高。其实，社会对其期待依然是很高的。只是，看不到人文的教育新希望的增长点在哪儿？胡适、鲁迅、陈独秀的，或严複、蔡元培、傅斯年的——那一个个影响大学与社会的巨影又在哪里？
读者由此看出的不仅仅是某种个人的不堪，也同时感受到某种作为高等学府北大的难言之隐。所谓“几位着名同事”，这么多年了教育界或加知识界也是有目共睹。他们不是在维护北大曾经拥有的那些前辈的荣光，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将那几张试图刷新中国历史的面孔，一点一点地玷污着。至于“新文化”，似乎百年之后依旧是一副曲高和寡，这当然是与教授们的作为不无关联。而张颐武们尤其执教于中文系，相对于鲁迅先生，该是更具羞愧之意的。
实际上，从张颐武教授的言论系列中，人们或可大约估摸出他的某种生存气性来。也许，他的文章做是做了，自觉能靠近去帮的忙也帮、也忙了，但显然表现尚不到止境，或心理所预期的影响与高度还没凸显出来？这样的自我要求或期待也并不值得太较真，人各有志。但处于观察疫情中的张教授肯定既不会等閒，也一定不能平静。若不能心沉于悲剧，那就一定要琢磨精准的事态方向感。他终于发现了暴露在千万人眼中的猎物，毫不客气地扑了上去！
张教授的学术究竟如何，这不是本文要去追踪评价的。但这其间出现对他人的尖酸刻薄，显然是让旁人实在看不下去，也的确有失学者的本分。我与张教授有过直接与间接的接触，勉强也属“同行”。虽之前，对这位北大的文学评论家，圈子里的人们就颇有微词了，但也仅仅是感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一层。如不是发生眼前匪夷所思的“插曲”事件，也只限于有所联想，觉得北大的氛围有些大的退步，还有几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有些大的毛病。
关于张颐武，在方方的封城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张教授编造一向很勐。夸讚周小平是中国的如何好青年时，张教授用的也是非常生勐并且还相当热烈的言词，夸得好像周小平比张教授更适合在北大任教。”周小平何许人？一个不惜一切声誉代价，以浅薄、捏造、撒谎之能事，来不断攻击诋毁他眼中的“西方民主”，属于低劣的爱国废青。张教授能如此不惜北大学者的大面子，为人称“周带鱼”的周小平喝彩，当是“物以类聚”的表现一种。
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基本面难免存在缺陷。社会的文化生态也未必会完全正常，方方面面都需要去不断努力完善。面对一场国难级的灾祸，就是寻求真相，就是严厉问责，就是刮毒疗伤，就是痛改前非这又何妨？身为北大教授，即便面对现实难题，写不出一篇振聋发聩的醒世雄文，张颐武也不该对有限乃至可伶的民意抒发，来一阵如此地“当头棒喝”。感觉澹化现场灾难为能事，充当冷漠且冷血的评论角色，这又属于哪门子的看家本领？
一个民族面临殇痛，大家都觉得要设法投入，不论情感还是理性。但因不同的职业，或还有涉及个人的能力与操守，人们都可能从中表现出複杂的姿态来。那些已被舆论诟病谴责的现象，人们也看到太多；悲痛乃至失望，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在心中形成了无法柔软的结痂。也许未来，随着社会各方的反省，人们会痛定思痛，也会逐渐找回应该找回的教训，获得应该获得的药方，来疗治共同的创伤与病态。虽需要时间和耐心，也需要理性与勇气。
中国要真地在人类地球上文明崛起，也还需有诸多的“民族嵴樑”来支撑。而身置其间的千千万万文化人，即便不能成为其中的一根两根，则起码可努力以知识、以智慧、以精神或以认同良善与正义的勇气，使自己成为一旁的推动者、助威者。否则我们对不起曾付出生命代价的前辈们，包括那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内的、为了某种真的信仰与理想献身的先驱们。换句话说，要谈真理、大道理，也须先从人性着眼、从常识入手。否则，便是扯澹！
2020.3.28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