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相信，上帝和中国共产党将会击退新冠病毒。
“为武汉祈祷，为中国祈祷，”她敦促我。武汉是湖北省省会，疫情的最初暴发地。那是2月初，武汉封城已有一个多星期。母亲生活在我的家乡城市，所属省份与湖北相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但相对来说，她是安全的；眼看着危机在中国蔓延开来时，这一点给我带来自私的安慰：我是她唯一的孩子，生活在病毒几乎还未触及的地球另一端。
1月末以来，每天早上，我在芝加哥一醒来都会看到母亲发来的一长串消息。邮件和短信会一直延续到午饭时间；有时在下午也会跳出来，这时我就知道，她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母亲给我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政府如何快速行动抗击病毒。她发来与朋友的对话截屏，他们讨论隔离的生活，以及如何劝服不守规矩的亲人待在家中。
她还会给我发来《圣经》的摘选，分享教会的祷词。随着室内聚会取消，母亲常去的那座经国家批准的教堂将礼拜移到了线上。牧师通过万能的中国通讯软件微信来布道，教徒也用它来相互问候关照。
母亲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我曾经也是她的学生。在我加入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后，她教会我唱国歌、系红领巾。1990年代末，儿时的我一天天地坐在她的课堂上，她的课教习汉字，同时也引入历史与思政教育。我从未怀疑，母亲真心相信自己所教的内容，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也相信。
政府发放的教材如此简单，却包含了分别好坏及如何赋予人生意义的所有答案。党是好的；不服从是坏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崇高形式。
然而，尽管 爱国(党)教育讲述了那么多革命烈士的故事，却从未教人如何哀悼逝者。20年前，父亲突然离世后，母亲开始去教堂。她在我们俩的枕头下各放一本《圣经》，我们每次旅行时她也都带着。我那时10岁，对于神的存在感到踟蹰矛盾，但每晚还是与她一起做睡前祷告。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2009年夏天，我离开中国到美国读研究生，之后留下来工作生活。在老家的孤单生活中，母亲越来越虔诚。对上帝诉说能安抚她的渴念。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威权控制，取缔共产党视野之外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地下教会。有时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母亲要被迫在上帝和党之间做出选择？她脑中是否闪过这个可能性呢？
在我母亲这代人的成长岁月里，所有舶来的信仰都是异端邪说，所有传统宗教都是迷信。当中国摆脱政治狂热的深渊重获新生时，共产党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面对无法根除的人性欲望，不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还是精神安慰的需求，招安比打压要有效得多。
个人住所里的私密宗教团体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力量可以被用作政治目的。但城市中心的大型教堂，比如母亲去的那座，则懂得如何不引起政府的反感。
母亲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忠诚有任何矛盾之处。“所有的政府都为了人民好，”她说，“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相信点什么。”
12月末，第一例Covid-19病例在武汉通报确诊，1月初确认病毒人传人。然而，由于惧怕社会混乱与政治负面影响，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瞒报的情况曝光后引起了剧烈震荡。很多人在网上表达愤怒，要求信息透明和问责。
在武汉封锁早期，像“#我要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成为热门——浏览中国社交媒体的时候，我想着，也许可以趁机上一堂课。当然，我并未抱有幻想，认为一时盛行的不满可以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觉醒。但如果目标对象仅仅是一个人，我也许能取得一定进展，也许能帮助母亲意识到她所崇拜的政府并非无可非议。
面对我列出的疫情初期官方欺瞒和应对不当的证据，母亲一一做出解释。政府并没有隐瞒；病毒有两个星期的潜伏期。封锁没有太迟；大家需要时间回自己的家乡。封城是武汉居民所乐见的，城市里生活一如往常。
母亲对党的俯首帖耳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她察觉到了我的气恼。“这不是你的错，”她用一种柔和到近乎陌生的语气说，“你走了太久。你被西方媒体误导了。”
母亲只读中文，也不知道如何翻越中国的防火长城。但即便是接受同样的信息，我们的反应依然会大相径庭。
母亲看到武汉临时医院施工的神速，为中国效率喝彩；我却担心为了赶上吹捧过度的工期而埋下安全问题。母亲看到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路边检查点和社区巡逻，称赞政府工作的细致；我则思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借公共危机来扩大其监控权力。
军队力量被派往武汉支援，再次激起母亲对军队的崇拜：她年轻时一度梦想穿上军装。我则以深切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国家暴力工具，并相信将资源用在教育和医疗上会使人民受惠更多。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政府可以使用它的权力来实施伤害，包括针对自己的人民？”我给母亲这样写道。
“你思考得很彻底，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她回答说，“上帝惩罚作恶的人。如果人民听从上帝，他们会受到保护。”
我无法分辨，她这是在把上帝当作对国家权力的终极制约，还是暗示国家如同上帝，不容质疑。
“难道你不记得30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吗？”我感觉这些话语在我的指尖灼烧，但我克制了打字的手。天安门事件的话题在中国被禁。我转而引用纳粹德国的例子，阐述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危险和普通人的共谋。
“如果有空，你可以读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我提议说，“她的书有译本，而且不难找。”
母亲回复确认阿伦特的中文译名。“如果女儿向我推荐，我一定会读的。你是博士，而我从来没上过大学。”
母亲告诉我，她炒了一盘橘子皮。那是2月中旬。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蔬菜也所剩无几。
“我在网上搜了。橘子皮富含维生素！”她庆幸自己的机智：“我太聪明了。出去太危险了。”
我被负罪感包裹。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问过母亲她的情况。我关注家乡的病例统计，算着她被感染的几率。我从她每天发的消息数量和长度，来猜测她的大抵身体状况：她花这么多时间在线，精力一定不错！我告诉自己，她住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周围商店众多，附近有亲有友，再说她还有教会和互助小组。
我自视这是保持理智，并尊重她的自主权，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将我们每天关于疫情的交流变成了随时随机的哲学和政府管理课。但也许，我诉诸逻辑、数学和争辩，是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不可避免的时间诅咒，不敢过多去想母亲身体每况愈下的前景。
母亲对更高权力的信念坚定不移，这让我不安；这意味着她在顺从。她相信。她重述被灌输的话。她将愤怒和不满置之一边。
从我能记事起，母亲一直是愤怒的。她愤怒于父母偏爱他们的儿子。她对自己的兄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过度宠溺。在父亲生前，她也生他的气，而他过世后她则对自己不珍惜有他的日子而愤怒。她气工作场合恃强凌弱的同事，气班上吵闹的学生，也气街上多收她钱的商贩。她对我发怒，随便什么理由，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我从来没有屈服于她的愤怒，但尽早离开了家门。我在自己和母亲的脾气之间放置了一片海洋和两道国门。
搬到美国不久，她就开始请求我的原谅。她称颂上帝打开了自己的双眼，让她看清自己的罪行，并一再为自己以前对待我的方式道歉。“把我当作你所有不快的出气口！”她要求我，“把所有的脏水、脏字泼向我吧！”我不认为母亲相信复仇是伸张正义的方式，但在她恳求被惩罚的行为中，我看到了她的自我憎恨：她如此厌恶自己，因为她曾一再伤害的人是她最珍视的唯一的孩子。
多年来，母亲一再向我表达搬来跟我一起住的心愿。我告诉她，这不现实。她不会说这里的语言，在美国也没有朋友。我作为学者资历尚浅，工作不稳定，工时也很长。这都不要紧，母亲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她就满足了。她会给我打扫做饭。她有积蓄和退休金。她不会成为负累。她只是想帮忙。她尝试给出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能为你所用的，都是你的。
我试图向她解释，母亲可不是佣人。情感依赖是不健康的。请培养个爱好吧。请为自己而活吧。我知道，母亲将我的建议视作彻底的拒绝——她得找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已经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大半年来，母亲一反常态地热切关注全球事务，这不是出于新发现的兴趣，而是再次尝试跟我交流并纠正我的错误观念。我为英文出版物撰写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关的文章，而且常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滥权。因为清楚中国政府如何向批评者和他们的亲友施压，我从未向母亲提及过这些文章：反正她也无法阅读；语言障碍和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应该可以保护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