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还是发现了。这些反动文章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负空间。我们不会明确地谈论这件事。但母亲会说起我所写的话题，进而表达她自己的观点，而且总是与政府的观点一致。我则回击。每一次戳穿她的论点、挑战她的价值体系的时候，我都暗暗希冀，也许更近地摩擦她的感知神经，能够引燃新的火种。
我怀念过去的争吵，当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创伤，而是怀念那个我所记得并害怕失去的女人，怀念她从不熄灭、不依不饶的力量。我将如今母亲的顺从看作一种不详的衰退，就像石块在分崩离析之前，被磨去了边角。
“你是怀有强烈正义感的好孩子。”当我告诉母亲，我为封城后武汉的老人、穷人和残障人担忧时，她这样写道。接着，她将我对国家压迫的不满归因于她对我压制性的抚养方式，并写道，我的政治违逆无异于孩子对父母的叛逆。
我被她的说辞惹恼了。“别把所有事都扯到你身上！”我打出这句话。光标闪烁在这些字词右侧，我盯着屏幕，它们的残忍让我感到犹豫。但最后我还是点了“发送”。
到了3月初，Covid-19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美国的疫情扩大，母亲问我口罩够不够。“我刚从以前一个学生的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个网站。他儿子在美国上学。”她打出网站的名称：亚-马-逊。
“一定要尽量多买，”她又嘱托说，“还有手套。要是没货了，告诉我，我给你寄。”
中国政府严酷的手段遏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但在这之前病毒已经越过其他国界，而这些国家的当局和公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
母亲觉得自己对党坚定不移的拥护得到了彻底平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谎言！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
现在她成天在网上查看境外的最新情况，关注病例数量的攀升和西方政府的蹩脚应对。她向我传授安全度过疫情亲证有效的秘诀，包括她难得出去购物时的穿戴行头：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鞋子上裹两层塑料袋，没有护目镜以太阳镜代替，最后穿上带帽子的外套，领口可以束紧的那种。她小区门口的保安夸她措施做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他说他们家人都应该向我学习。”
她让我拍橱柜内部的照片发给她，她好给我的应急准备打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缺，而且囤积物品只会降低社区整体的安全。“要是你没法不担心，去担心最脆弱的那些人。无家可归的，没有医保的，边境的移民，还有监狱和拘留所里的人。”
“你说得对，”母亲回复说，“我一心想着你了，因为你是我女儿。”她进而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为何不提供全民医保提出疑问：“在中国，人人都能得到治疗，而且新冠病毒的所有治疗都是免费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我都知道这不是实情。”没有必要为了指出美国的问题，而将中国说成乌托邦。
我想起十几岁时陪母亲去主日弥撒的情景。教堂的走廊常常挤满了附近村庄来的父母和他们一看就知道病弱的孩子：因为找到医生的希望渺茫，他们来找上帝。走过他们身边时，母亲会让我不要看他们。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对待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她的消息，从来没有脱离共产党的叙事：决心、进展和势在必得的胜利。但是官方叙事并非全部的事实。
我则紧紧盯住母亲移开视线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在现场提供协助，至少我可以做一个见证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执迷于惨剧，并思忖这是不是出于自私：我将自己的情感沉浸在人类悲痛的海洋里，这样我的个人问题相对就微不足道了。
“多吃洋葱，”母亲写道，“洋葱让你哭，这样可以排出病毒。”我摇了摇头。如果眼泪是消毒剂，我已然百毒不侵了。
我指责母亲太狭隘，告诉她应该去关注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是为我心烦。我听起来很高尚。我有科学头脑。但实际上，我是因为要接受她的关爱而感到极度不适：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而我彻底失败了。我不值得被爱。
“每一天/我想着死亡/想着疾病，饥饿/暴力，恐怖主义，战争/世界末日/这让我/可以不去想别的，”英国诗人罗杰·麦格夫(Roger McGough)1979年在《幸存者》(Survivor)中这样写道。
麦格夫最近重写了这首诗。新版这样开头：“每一天/我想着新冠病毒/想着脱欧/想着全球变暖。”
我与身在意大利的一位好友保持着通信。3月19日，当意大利的死亡病例超过中国时，他来消息说他和家人都好。他分享了罗马城他家附近窗户挂下意大利国旗的照片。他描述了人们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情景。
早在2月时，母亲发了我一个视频链接，视频里被封城内的武汉居民在窗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的国歌。“你一定得看看，”母亲说。视频让她感动落泪。
现在，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放松了隔离政策，并试图建立全面战胜新冠病毒的叙事。武汉的封锁据信将在4月8日解除。在母亲的城市，人们被允许出门，但出门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害怕第二波传染。
尽管如此，由于如今疫情在各大洲暴发已经几个星期，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回到了祖国；中国目前似乎更安全。但面对缩减的航线和勐涨的票价，一些学生找不到国家的飞机。“可怜了他们的父母啊！”母亲写道。她在滞留的学生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你要不要考虑也回来？”3月中旬母亲在电话上问我。
要是换做其他人这样说，我一定会讥讽说如果我回去，可能要被送去另一种隔离——而且常常不止14天。但我把这话吞回肚里。悲伤将我裹挟。
最近母亲给我发来她给教会写的祷词，祷词请求上帝的帮助击退病毒。“我们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句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创造的标语。她每次请求上帝保佑时都会提到我的名字。
11年前准备离开中国时，母亲曾催促我做两件事：受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想到我在外国孤身一人，感到惊恐。她希望我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这两个身份，分别是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最强大实体，可以在人生路上保佑我。
这两样心愿我一个都未予以实现。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上帝。我是一个科学家和作家。我的职业赋予我责任，去提出被简化了的答案所遮蔽的问题。然而，当我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谜题没有解法，当所有的选择都错误时，又该如何呢？
现在是4月初，美国的Covid-19确诊人数成为世界之首。伊利诺斯州发布“就地庇护令”的第一天，时钟敲响晚上7点时，成千上万芝加哥人走到阳台，齐唱邦乔维乐队(Bon Jovi)的《祈祷着活下去》(Livin’ on a Prayer)。
暮色笼降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城市，而在中国，母亲迎来一个新的早晨。我可以想象她站在那个旧厨房里的画面。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她往粥里加坚果和果干。她在官媒上查看新闻。炉子上水壶鸣开，她给两个热水瓶装满水，看向窗外。她感谢上帝赐予自己餐食，并请求他保佑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的收件箱很快会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我睡着后她会继续发。我想象一个通道在打开，穿过地球，让我们的思绪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