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学文凭试（下称“文凭试”），今年乱象特别多。必修科开考后，斥资900万开发的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连日瘫痪，考评局最终宣布停用当中的“监考易”，监考员要改用人手点名。另一个让局方尴尬甚至陷入公关灾难的事件，是开考后，各科例如中、英、数、公社科等的试卷，都在完考后迅速被上载到国内社交平台小红书。虽然局方在警方的协助下很快拘捕了一名23岁的涉事中学教学助理，但情况未有改善，最终局方使出狠招，两日后突然改变考试规则，完考后收回试场所有用剩的试卷，希望能遏止即日有试卷上载于小红书的尴尬局面。
香港教师不敢谈论试题，以免笃灰和犯禁
新政策用药过猛，寒蝉效应过大，导致香港教师不敢谈论今年的试题，以免笃灰和犯禁，学界因而出现“小红书犯事，香港人埋单”的说法。这反映考评局在扩大内地文凭试业务之前，没有细心研究和评估中港两地文化差异对自己的主要业务即文凭试的影响。
文化差异在近代中国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史就是一部文化差异周旋史。由清朝乾隆帝接见“英夷”马戛尔尼使团要求对方双膝跪下以维持天朝威仪，到洋务运动已演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后清末废科举、五四“全盘西化”、中共建国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准备废除汉字。去到改革开放，大国崛起之际，2008年的北京奥运，主办方规定，正式礼服是西装。
今天的中国，在承接差不多二百年的文化差异问题时，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正如上一段所说，“崇洋”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特征，所以外国货、拥有外国学历的海归都比“国货”吃香；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成就，“中国优先”心态开始浮现，中国人事事希望获得外国人的尊重，其极致是以战狼心态四处找寻外国人甚至港澳台人士“辱华”的证据。
以上两种文化心态，在文凭试取得和谐的统一。一方面，文凭试有“外国货”的特点，它是外国认可的国际学历，其成绩曾经可以直接兑换成英国大学联招系统（UCAS）的对照分数（tariff points），为海外各大学府所承认。另一方面，技术上这是由中国人开办的大学入学试，与其他外国大学入学试如IB和英国A Level不同，文凭试可以用中文应考，其成绩可以报考内地、香港和海外大学，因而受到内地家长的垂青。
这样一个优质考试，如果可以有尊严地引进内地，便可以是一种文化辐射，成为让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教育引擎。
大陆官员不接受香港的教育制度
这样的历史机遇，曾经存在过。还记得2012年文凭试首度开考后，当时仍在考评局内负责历史科的我，次年暑假与十来个同事到深圳，为有兴趣开办文凭试课程的深圳学校提供师资培训，培训内容是“刮骨疗毒”前原汁原味的港式历史科，具正反驳论，可开放地评论任何的史事，包括中国。
可惜，培训完成后，对方兴趣不大，因而作罢。另一边厢，随着香港政治环境逐年恶化，文凭试在面世后不久即面临被改造，首当其冲者是通识科，建制派除了不断争取将其必修科身份剔除外，还成功以疫情为由使考生不需呈交最能训练考生高阶能力的“独立专题研究报告”。
最后，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加上以开设内地试场为目标，2024年之前三年的文凭试作出了大幅度的范式转移，由很有洋味变成很有中国味。通识科最终被港式思想政治科公民科取代，一味唱好中国，阉走客观讨论中国议题的所有空间。文科如中史和历史亦成为思想政治科的延伸，由强调分析变为强调背书。
除了要迁就内地，更改文凭试的课程和考评方式之余，甚至也要预早改造香港的试场管理方法。内地各城市不像香港般拥有众多文凭试学校，没有条件像香港的传统做法，将考生打散到不同学校应考，于是便需要首先在香港阉走这个善治良政，实施被视为作弊温床的原校应考，这样内地便可以名正言顺用“香港的”方法监考。
换言之，开拓内地市场一事，蕴含着巨大的中港文化差异，考评局一开始和现在面对这些文化差异时，态度明显不同。开始时，文凭试尝试保持自身尊严，学术上具批判性，强调高阶思维，局方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些特点。然而，2019年之后，社会上和教育上的中港文化差异较前更为尖锐，考评局这时因应政治环境的转变，选择向内地倾斜，削足就履。正是这种“亲内地，远港人”的文凭试政策，构成了小红书狂潮的文化背景。
文凭试最终演变成为香港版的内地高考？
也许有人会说，开拓别人的市场，做出适当的调适有何不当？这里估且引用英国一个考试机构AQA的A Level历史科课程予以说明。该课程有一个单元叫“1936-1997年中国的蜕变”，部分内容如“解放军的角色，恐怖（terror）及宣传”、“‘解放’西藏”、“天安门事件的余波”等，对于中国大陆以及今天的香港颇为敏感。试想像一下，如果AQA为了扩张中国业务，阉走以上内容，一味唱好中国，会在英国教育界引发什么风波？
当科举在清代中国还是理所当然的时候，香港于1886年已有学校首次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试，三次后首次参加牛津大学入学试。一直以来，英式教育是香港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到了21世纪，它仍然构成香港教育的重要特色，甚至成为教育输出的资本，例如2017年考评局历史科获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即台湾的考评局）邀请访问台湾，为台湾计划在考试中引进论述题（essay）进行了专业交流。
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资产，遽然在反送中运动后成了政治牺牲品。在中港文化差异中的优势，忽然成为了被整治的对象。港人熟悉的课程没有了，熟悉的监考制度没有了，考试结束后试卷在不放上互联网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了。中港差异千丝万缕，压扁了考评局，考评局几乎在考评的每一细节，都以改造香港作为适应内地的方便法门。如果文凭试最终演变成为香港版的内地高考，需要额外的资历如奥数和美国AP才可申请报读外国大学，对考评局、香港考生和内地考生便变成三输局面。香港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精忠报国”式的文凭试，的确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