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有一个记者同事,名叫李小鸣,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现在在凤凰网任总监。
李小鸣是一个极好的人,温柔敦厚,正直善良,脸上总是带着弥勒佛一样的微笑,从不和人争吵,即使被人误解,他也是和颜悦色,一笑置之。
我曾经有段时间交不起房租,他让我住在他的出租房里,连水电费都不让我掏。
出租房里有台洗衣机,我正洗衣服的时候,坏掉了。他叫来修理师傅,花费30元修好了。我给修理费,他坚决不要。
后来,我们那个报社倒闭了,李小鸣去《南方周末》上班。
去汉口火车站的时候,他坐着出租车,对司机说:“师傅,你多转几条街吧。”
司机在前面闷声不响地开车,他坐在后面观看街景,眼里满是忧伤。
到了火车站,他给了师傅双倍的车钱,让再把我送回去。
15年前的那一幕,我至今还能记得。
我当记者前,在西北一座县城高中当语文老师。
县城和乡下学校的教师,学校都分给一间房屋,既作为宿舍,也作为办公室。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老先生,教物理。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毕业生。
我曾在94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位老先生。
老先生说话不慌不忙,走路不慌不忙,又高又瘦,像根竹竿。明明是个物理教师,说话偏偏喜欢之乎者也。
我经常和老先生聊天。老先生手中总是端着一只久经考验的白色搪瓷缸,搪瓷缸上还印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红色字样。搪瓷缸里的茶垢,铺了厚厚的一层;搪瓷缸外的磕痕,布了密密的一圈。
老先生的口头禅是“由他去吧。”一说到社会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老先生就说“由他去吧”;一说到学校里各种没人性的规章制度,老先生也说“由他去吧。”
可是,有一次,几个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校门口欺负一个学生,老先生却再也不“由他去吧”,他冲上去,像只老母鸡一样,护住了那名学生,喊道:“大胆狂徒,意欲何为!”几名地痞流氓吓跑了。
李小鸣和老先生都是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
他们是我那些年见到的仅有的两名北京大学毕业生。
北京大学,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圣殿一样的存在。
能在这里上学的,执教的,那都是当世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
先看看早些年北京大学的教师: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格、赵元任、钱穆、顾颉刚、傅斯年……
再看看早些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邓稼先、李政道、华罗庚、赵九章、季羡林、钱伟长、钱三强、夏鼐、茅以升、竺可桢……
每一个名字都是闪光的,每一个名字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北京大学出来的,不仅仅表示知识渊博,睿智聪颖,更表示为人正直,善良磊落。
我曾经有几次坐车路过北京大学。我不由自主地屏声静气,满怀崇敬,突然就想起了古代“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遗训。
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尊敬。
后来,我在网上知道了有一个人叫孔庆东。
此人满嘴胡言乱语,粗俗不堪,逻辑紊乱,强词夺理,他的言辞和他的容貌一样惊天地,泣鬼神。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竟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匆忙跑进厕所里,扒着洗脸台吐啊吐,吐啊吐……
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孔庆东就足够让人恶心了,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张颐武。
张颐武看到孔庆东出名了,就气不打一处来。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凭什么你的名气比我大?是凭你的眼睛比我斜,凭你的嘴巴比我歪吗?
你胡说能出名,难道我胡说就不能出名?胡说八道,谁不会呀?
张颐武说一个章子怡胜过一万个孔子。如果孔子地下有知,肯定会带着门下七十二弟子抽他丫的大嘴巴子。
张颐武说周代鱼是新时代的好青年,把周代鱼夸得就像一朵迎风开放的狗尾巴花。可惜网民不买帐,他们齐骂张颐武“匹夫老贼”。
现在,张颐武又爬出来诋毁方方。
方方的日记真实不真实,客观不客观,你一个号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难道心中没点逼数吗?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相由心生”。
坏人的丑陋,在容貌上能够反映出来。长期的内心丑恶扭曲,就会让五官错位。
张颐武丑,孔庆东更丑;孔庆东胡说,张颐武也胡说。
这样胡说八道的教师,又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以后见人千万别说你是北京大学的,丢不起这人。
就像山东大学的女生,出了校门别给人说你是山东大学的一样。
中国这些名牌大学,都被你们糟蹋了,糟蹋得支离破碎,污浊恶臭。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