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在上海街头,巨幅宣传画像上的习近平注释着戴口罩的行人们。(2020年2月10日)
从巴黎到堪培拉，从亚洲到非洲，中共的一些驻外使节以好斗甚至出格的语言为北京的政策与立场进行辩护，在中共病毒疫情的问题上更是锋芒毕露。他们的这些言行在不少国家的首都掀起了一场场外交风暴。昔日一向低调行事的中共驻外使节现在为什么不顾外交风范，甚至变身为“战狼”？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中共驻外大使的言行引发外交风暴
4月14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召见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向他表达抗议。此举及其罕见。早在1964年，法国不顾当时的冷战氛围与中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作为第一个同中共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政府很少紧急召见中共驻法大使。用评论人士的话说，这次的行动本身“已足以显示法国无法按捺的愤怒。”
法国的愤怒源自中共驻法大使馆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指称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应对疫情缓慢而且错误的指责中共对疫情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些文章指控欧洲带有种族主义。4月12日刊出的题为《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共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一文，更是指称法国养老院的员工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不顾这些老年人的死活，擅离职守，而法国政府未能控制局面。中共驻法大使馆的发言人还几次发表声明，对法国媒体在中共病毒疫情上有关中共政府的报道提出批评。
引发外交事端的并不只是中共驻法大使。
今年的1月21日，瑞典外交部召见了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这位大使此前接受瑞典电视台（SVT）专访时批评瑞典媒体对中共的报道。他形容瑞典媒体有如48公斤轻量级拳击手想挑衅86公斤的中国重量级拳击手，后者出于礼貌和善意要前者少管闲事。
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认为，桂从友的言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
中共驻外大使因为其言论而引发外交风暴的最新案例发生在堪培拉。
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成竞业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采访时暗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推动调查中共病毒起源，中国公众日后也许会抵制澳大利亚产品或不来澳大利亚旅游。这个言论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经济胁迫威胁”。
在英语词汇里，人们经常用"外交"(diplomatic)一词来形容某人善解人意，精于周旋，能够平和地解决问题或促进讨论，这些中共外交官却让人们想起因为一部中国民族主义大片而时兴的新词“战狼”。
澳大利亚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唐纳表示，冷战以来，他还从未见过一位大使的行为像中共驻澳大使那样“鲁莽”(reckless)和“不外交”(undiplomatic)。
芮效俭：对外表现是为投北京所好
担任过美国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大使的美国资深外交官芮效俭表示，大使是一国政府向另一国政府派驻的代表。对于大使来说，除了其它职责外，最重要的是获得本国政府以及驻在国政府的信任。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获得驻在国政府的信任更为困难，但是这些中共大使之所以惹起风波，是因为他们在中共病毒疫情的问题上竭力为中共当局反击，这种赤膊上阵是为了获得北京的首肯。
他说：“我认为，有些大使正在做他们认为能获得北京垂青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更为重要，而不是被当地政府视为按正常外交风范行事。因为目前这些表现怪异的人，在中国的不同环境下，他们不会表现怪异。所以，导致他们这样表现的因素是中国的国情。”
文革时期有过类似现象
拥有45年外交经验并获得“职业大使”这个外交官最高头衔的芮效俭说，中共外交官这种做给中国国内看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他说：“要看本国政府的情况，大使可能会受到压力，去做一些通常情况下被外国政府视为不合适的事情。我看到过这种情况的发生。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大使不得不做出一些怪异的事情，以反映他们预计可能会从北京那里得到的指示。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现象的重演。”
芮效俭大使不认为北京会明令指示这些驻外大使发表那些具体的激进言论，但是他们自己认为，北京指望他们这样做。
资料照片:红卫兵在苏联大使馆前面示威，有人擂鼓，有人挥舞毛主席语录。（1966年8月29日）
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的包道格也认为，中共外交官目前的这种表现与国内政治有关，让他想起文革时代。
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时期，一些大使的立场很荒谬。但这一切都是关于中国的国内的革命，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熟悉中共官场的一些中国观察人士也持这种看法。
一位长期驻外并与中共外交官有很多接触的中国资深记者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大使的表现时做出了言简意赅的回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北京的历史学者、时评人士章立凡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外交官是在“揣摩圣意”，竭力迎合强调“斗争”的习近平外交思想。
尽管中国大使的“战狼”外交备受非议并引起国际反弹，然而，鉴于中国国内的这种政治环境，观察人士认为，战狼式的呼嚎只会更加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