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返回机关，到食堂吃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炊事员老范打听“番薯王”。老范双眼眯成一条缝，慢悠悠地笑着说：“最大的蕃薯像这个。”同时伸手比划出一个大拇指。
1958年春天，在大跃进的战鼓催动下，我所在的浙江缙云“县人委”机关也像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一阵阵“革命热潮”。每一位同志都纷纷表示誓将大跃进口号化为实际行动。办公室负责总务工作的徐琅等人率先发出倡议，要求种一块亩产20万斤的番薯王试验田，机关内的干部们顿时兴高采烈地一致表示拥护。
说干就干，大家立即用大跃进的速度投入筹备试验田。请来的农业技术员很快作出论证，认为只要氮磷钾配比得当，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机关党组立即拍板，迅速召集“县人委”直属单位全体人员开了碰头会……就这样，试种番薯王，便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付诸行动。
那一天下午，天色由细雨转为阴霾，大家去番薯王试验田劳动。试验田由五云镇东门高级社提供，是块旱涝保收的良田。这块带点长方形的土地，几天前已经被挖掉面泥，用1尺多厚的猪栏肥平铺打底，再盖上1寸厚的菜籽饼，撒上一层磷钾肥，泼进30多担上等人粪尿，然后回填面泥……整畦后，试验田显得平平整整，雨露滋润下的泥土似乎格外乌黑闪亮。这些打基础的重活，都是前些日子调来看守所关押的囚犯干的，我们机关干部的任务只是栽薯苗。30多名男女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个个干劲十足，积极性空前高涨。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沈林，当时已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也赤着脚，一丝不苟地在栽种薯苗。
现场由农业局干部施祖承作技术指导，薯秧不剪藤，一株株长长的薯蔓，从畦左轻轻埋栽到畦右……据他说这是科学种田新技术，名叫“蕃薯水平插”，一听就叫人新鲜得精神振奋，感到这20万斤蕃薯志在必得！往昔我跟老施挺熟悉，他一直是手工业系统的干部，最近刚调到了农业局，居然就能掌握“新技术”，进步真快啊！我打心眼里对他表示敬佩。
完成任务后，大家在田边竖起一块木牌——“县人委机关番薯王试验田——亩产20万斤”，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当晚，县广播站又反复播出这条震撼人心的新闻。
谁知5月下旬，县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我们却迎来了严峻的“挑战”。那天，我们机关干部都照例赴会旁听（惟有这样，才能将大会堂大体坐满，烘托出热烈的会议气氛）。临散会前，仙都乡沐田高级社支部书记上台作典型发言，这个复员军人居然雄赳赳、气昂昂地发出豪言壮语：也要试种一块“番薯王”，亩产指标25万斤，向“县人委”机关挑战！
台下一阵轰动。这时候，坐在我身边的老杨拉拉我的衣角，悄悄地说：“等着瞧吧！我保证钟副县长（当时兼任‘县人委’机关党组书记）今晚一定要上台应战。”果然，语音刚落，就见钟副县长精神抖擞地抢到台上，对着麦克风，用特别洪亮的声音代表“县人委”机关郑重应战，声称要将番薯王亩产指标提高到30万斤！
台下又是一阵后浪超前浪的轰动。这时，我也拉拉老杨衣角，悄悄说：“等着瞧吧！我保证散会后还得上试验田去打一场夜战。”不出所料，会议刚一结束，沈林主任便上台高呼：“县人委机关的同志们先别走，都留下！”随后，她开始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说是亩产提到30万斤，措施必须立即跟上，大家要连夜往试验田去送一次人粪肥！
那时候，干部们都在大院内住宿，在机关食堂用餐，大家都觉得沈主任的这个措施非常正确，非常及时。一离开大会堂，人们就两人一组，争先恐后到机关厕所的大粪坑里装上一桶人粪，披星戴月、浩浩荡荡抬往试验田。打游击出身的徐琅力气大，一人挑了两个大半桶，更是受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回转大院，已近子夜，炊事员老范给每人奉上一碗菜泡饭，而且破例不收菜饭票，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6月中旬，试验田里的薯蔓长势十分喜人，你追我攀，相互交织在一起，再也没有空隙可以看见下面的泥土。农业技术员指导：像种南瓜一样搭棚架，让薯蔓顺着架子往上爬……过了几天，整个棚架就攀得密密麻麻，薯叶乌黑闪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见薯蔓已密不透风和缺乏光照，我们又根据农业技术员的意见，拉上电线，搬出电动鼓风机不断向纵深轮回鼓风；在薯蔓丛中安装了一盏300支光的电灯泡，以加强光照……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科学”措施，使大家信心倍增。同时，为加强领导与精心管理，钟副县长亲自挂帅，担任了试验田领导小组组长；木牌上的数字，也已从20万斤改成30万斤；田边搭起一个小草棚，干部们自告奋勇轮流卷起铺盖睡进草棚……钟副县长也不辞辛苦去值夜，《金华大众报》上还及时刊出小通讯——《田里住着好县长，精心培育番薯王》。一时间，“县人委”试验田名声大振！
7月流火，金华地委书记带领辖区13位县委书记冒着酷暑亲临现场实地考察，各处乡村干部和慕名自发赶来参观的人群更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省民间歌舞团专程送戏到缙云慰问演出，他们参观过试验田后现场赶出节目，唱道：“缙云县，放卫星，一亩蕃薯要种30万斤……”将观众乐得个个合不拢嘴巴。有一位鹤发银须的老翁，拄着拐杖，站在田头惊叹：“嗨！我活过80岁了，从未看见这般好的蕃薯藤啊！”不过，他语调中特别响亮地突出的却是那个“藤”字！
8月上旬，我虽被县委派到下乡组织农民大搞“水稻搬家”，后来又转为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但心中常常惦记着这块“番薯王”。三个月后返回机关，到食堂吃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炊事员老范打听“番薯王”。老范双眼眯成一条缝，慢悠悠地笑着说：“最大的蕃薯像这个。”同时伸手比划出一个大拇指。而恰在旁边的徐琅连忙一脸严肃地称：“不要紧，今年失败了，总结经验，明年再干，谁敢断言明年就肯定不会成功！”我和老范听后不禁面面相觑，哑然失语！
至于沐田高级社那亩产25万斤的“番薯王”，更是没影儿的事。那位支书在人代会上表完态，接着就忙“水稻搬家”、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早就把试验田的事丢到脑后了！
每当回忆起这件身边的小事，往往会引出对那段“荒唐”岁月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