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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番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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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返回机关,到食堂吃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炊事员老范打听“番薯王”。老范双眼眯成一条缝,慢悠悠地笑着说:“最大的蕃薯像这个。”同时伸手比划出一个大拇指。

1958年春天,在大跃进的战鼓催动下,我所在的浙江缙云“县人委”机关也像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一阵阵“革命热潮”。每一位同志都纷纷表示誓将大跃进口号化为实际行动。办公室负责总务工作的徐琅等人率先发出倡议,要求种一块亩产20万斤的番薯王试验田,机关内的干部们顿时兴高采烈地一致表示拥护。

说干就干,大家立即用大跃进的速度投入筹备试验田。请来的农业技术员很快作出论证,认为只要氮磷钾配比得当,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机关党组立即拍板,迅速召集“县人委”直属单位全体人员开了碰头会……就这样,试种番薯王,便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付诸行动。

那一天下午,天色由细雨转为阴霾,大家去番薯王试验田劳动。试验田由五云镇东门高级社提供,是块旱涝保收的良田。这块带点长方形的土地,几天前已经被挖掉面泥,用1尺多厚的猪栏肥平铺打底,再盖上1寸厚的菜籽饼,撒上一层磷钾肥,泼进30多担上等人粪尿,然后回填面泥……整畦后,试验田显得平平整整,雨露滋润下的泥土似乎格外乌黑闪亮。这些打基础的重活,都是前些日子调来看守所关押的囚犯干的,我们机关干部的任务只是栽薯苗。30多名男女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个个干劲十足,积极性空前高涨。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沈林,当时已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也赤着脚,一丝不苟地在栽种薯苗。

现场由农业局干部施祖承作技术指导,薯秧不剪藤,一株株长长的薯蔓,从畦左轻轻埋栽到畦右……据他说这是科学种田新技术,名叫“蕃薯水平插”,一听就叫人新鲜得精神振奋,感到这20万斤蕃薯志在必得!往昔我跟老施挺熟悉,他一直是手工业系统的干部,最近刚调到了农业局,居然就能掌握“新技术”,进步真快啊!我打心眼里对他表示敬佩。

完成任务后,大家在田边竖起一块木牌——“县人委机关番薯王试验田——亩产20万斤”,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当晚,县广播站又反复播出这条震撼人心的新闻。

谁知5月下旬,县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我们却迎来了严峻的“挑战”。那天,我们机关干部都照例赴会旁听(惟有这样,才能将大会堂大体坐满,烘托出热烈的会议气氛)。临散会前,仙都乡沐田高级社支部书记上台作典型发言,这个复员军人居然雄赳赳、气昂昂地发出豪言壮语:也要试种一块“番薯王”,亩产指标25万斤,向“县人委”机关挑战!

台下一阵轰动。这时候,坐在我身边的老杨拉拉我的衣角,悄悄地说:“等着瞧吧!我保证钟副县长(当时兼任‘县人委’机关党组书记)今晚一定要上台应战。”果然,语音刚落,就见钟副县长精神抖擞地抢到台上,对着麦克风,用特别洪亮的声音代表“县人委”机关郑重应战,声称要将番薯王亩产指标提高到30万斤!

台下又是一阵后浪超前浪的轰动。这时,我也拉拉老杨衣角,悄悄说:“等着瞧吧!我保证散会后还得上试验田去打一场夜战。”不出所料,会议刚一结束,沈林主任便上台高呼:“县人委机关的同志们先别走,都留下!”随后,她开始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说是亩产提到30万斤,措施必须立即跟上,大家要连夜往试验田去送一次人粪肥!

那时候,干部们都在大院内住宿,在机关食堂用餐,大家都觉得沈主任的这个措施非常正确,非常及时。一离开大会堂,人们就两人一组,争先恐后到机关厕所的大粪坑里装上一桶人粪,披星戴月、浩浩荡荡抬往试验田。打游击出身的徐琅力气大,一人挑了两个大半桶,更是受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回转大院,已近子夜,炊事员老范给每人奉上一碗菜泡饭,而且破例不收菜饭票,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6月中旬,试验田里的薯蔓长势十分喜人,你追我攀,相互交织在一起,再也没有空隙可以看见下面的泥土。农业技术员指导:像种南瓜一样搭棚架,让薯蔓顺着架子往上爬……过了几天,整个棚架就攀得密密麻麻,薯叶乌黑闪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见薯蔓已密不透风和缺乏光照,我们又根据农业技术员的意见,拉上电线,搬出电动鼓风机不断向纵深轮回鼓风;在薯蔓丛中安装了一盏300支光的电灯泡,以加强光照……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科学”措施,使大家信心倍增。同时,为加强领导与精心管理,钟副县长亲自挂帅,担任了试验田领导小组组长;木牌上的数字,也已从20万斤改成30万斤;田边搭起一个小草棚,干部们自告奋勇轮流卷起铺盖睡进草棚……钟副县长也不辞辛苦去值夜,《金华大众报》上还及时刊出小通讯——《田里住着好县长,精心培育番薯王》。一时间,“县人委”试验田名声大振!

7月流火,金华地委书记带领辖区13位县委书记冒着酷暑亲临现场实地考察,各处乡村干部和慕名自发赶来参观的人群更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省民间歌舞团专程送戏到缙云慰问演出,他们参观过试验田后现场赶出节目,唱道:“缙云县,放卫星,一亩蕃薯要种30万斤……”将观众乐得个个合不拢嘴巴。有一位鹤发银须的老翁,拄着拐杖,站在田头惊叹:“嗨!我活过80岁了,从未看见这般好的蕃薯藤啊!”不过,他语调中特别响亮地突出的却是那个“藤”字!

8月上旬,我虽被县委派到下乡组织农民大搞“水稻搬家”,后来又转为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但心中常常惦记着这块“番薯王”。三个月后返回机关,到食堂吃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炊事员老范打听“番薯王”。老范双眼眯成一条缝,慢悠悠地笑着说:“最大的蕃薯像这个。”同时伸手比划出一个大拇指。而恰在旁边的徐琅连忙一脸严肃地称:“不要紧,今年失败了,总结经验,明年再干,谁敢断言明年就肯定不会成功!”我和老范听后不禁面面相觑,哑然失语!

至于沐田高级社那亩产25万斤的“番薯王”,更是没影儿的事。那位支书在人代会上表完态,接着就忙“水稻搬家”、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早就把试验田的事丢到脑后了!

每当回忆起这件身边的小事,往往会引出对那段“荒唐”岁月的感叹!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纵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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