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和直隶爆发，标榜“扶清灭洋”，烧杀抢掠教堂教民，杀害传教士和其他洋人。为保护使馆安全，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调卫队进京。5月31日，经清政府同意，各使馆调进卫队300余人。其后，团民陆续进入京城，活动不断升级。6月10日，各国公使感到危险逼近，决定增调兵力保护。当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率领2100余名八国联军，由塘沽登陆，然后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中途遭遇义和团袭击。从此开始，一部分团民参加了同八国联军的战斗。
“英勇”来自上法吞符
对于团民在与联军作战时的表现，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引以为据的一则史料就是：“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
这种情形在头一两次参加战斗的团民身上，确实存在过。如6月12日义和团在廊坊拦击联军时，团民“挥舞着剑、叉子和棍棒，迎着机枪的射击越跑越近……那些年轻的男人们，明显地处于极度疯狂状态，他们撒野地跑在那些疯狂人群的前面。……他们显示出使人震惊的英勇……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连续速射……他们被击退，并确信他们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4日，团民呐喊着企图夺取并摧毁装甲列车，联军猛烈射击，“但他们仍以惊人的勇敢向前冲，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毫不顾及自己生命地挥着刀剑。当他们冲到最后六十或七十码时，一挺马克沁机枪向他们开火了……尽管盲信之徒极其勇敢……但当后面的队列踏在前面队列的尸体和倒下的伤员之上时，他们的勇气丧失了，扔下了长柄叉、大刀和火绳枪，为了宝贵的生命逃走了。”北京的团民开始助攻各国使馆时，亦“自恃其术，每出攻犹踊跃自效”，但被击毙多人以后，同样“渐知枪炮之不可避，遇西兵则相率鼠窜。”
团民初与联军战斗时的英勇来自何处？
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神灵附体是骗人的。但调查材料显示，上法以后，团民的勇气确实来了。有些团民说：“磕头上法，大喊大叫地往前闯，看样子都忘了洋人的洋枪子弹蹭头发了。”“打仗时神护着你的身体，枪子来了就顺着身子的两边跑过去了。神让你累也不知道累，分外的有精神。”文献也有记载：“团中童子甚多，有年仅八九岁者，执刀临阵，自云上法后，身不自主，但觉气急不可耐，故前奔耳。”
那么，团民上法之后神就附体，“竞冲头阵”，“视死如归”的奥秘到底在哪里？一位团民的自述解开了这个谜团。
上法的关键不在念咒请神，而在吞符。“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为什么喝了符就有勇气？世世代代在义和门习武的团民索克恭予以最直截了当的回答：“画符用的红砂是兴奋药做的，喝过符一小时内，心神烦昏，光想打仗。一个时辰过了就没事了。”另一位团民说：“据说喝符仅能在一个时辰内管用（符纸可能用兴奋药书写，起心理感，实际并不能避枪炮）。”
奥秘就在“兴奋药”三个字。符是用掺了兴奋药的朱砂画的，喝下符就等于服用了兴奋药。兴奋药含有使人兴奋和暂时迷失本性的成分，所以团民喝下以后，“心神烦昏，光想打仗”；而且这种药只在一小时内发生作用，过了这个时间，人就恢复了原样。团民的“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
尽管目前笔者只见到一位团民将“英雄气概”的奥秘曝光，显得证据略嫌孤单，但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首先，该团民世代习武，了解不为外界所知的绝密内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揭示出请神附体、画符念咒背后所蕴藏的诡谋，证实了团民“英雄气概”产生的真实原因。喝下了兴奋药，团民处于神志不清的癫狂状态，既不知身在何种危险境地，亦不知枪炮可以毙命，光想打仗，所以只知抡着大刀向左右乱砍乱舞，身不由己地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坦然承认：“他们所以把自己弄成这样的昏迷状态，是可以避免对刀斫剑击的任何感觉。”这在不了解真实内情的外人看来，团民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其次，合理地解开了不易为人们理解的某些谜团。神灵附体、画符念咒在小头目、团民和外人的眼里，仅仅是“取其形式”而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有其实际意义，即假借这种形式，让团民服用了兴奋药。
团民在战场上吞符念咒以后为何神志不清、如醉如痴如狂，毫无畏惧地向前猛冲乱杀？因为吞符便是服用兴奋药，精神失常，根本不能控制自己。
后面的团民见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为何尚不畏死，继续前冲？因为他们也吞了符，服用了兴奋药，在兴奋药的控制催动之下，意识不到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亦不晓得枪炮之厉害。
团民为何冲杀一阵便败退下来？因为兴奋药发挥作用最多只有一个小时，团民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充满勇气，“置生死于度外”，超过起作用的时间，神志清醒，便畏死逃跑了。
在练习时大头目们为何也让团民吞符念咒？这是为了让练习者表现出“神拳”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人们易于相信，欺骗煽惑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行动。
无独有偶，在与义和团相隔一个世纪有余的当今世界上，也出现了服用兴奋药的“勇士”。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分子为了对付装备精良的驻伊美军，每当发起进攻前，都要服用一种类似于兴奋剂的特殊药物，吃后立刻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厉害，对美军毫不惧怕。”这一事例可以作为义和团“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的有力佐证。
战场上的真实表现
服用兴奋药所产生的勇敢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不能证明团民的“英雄气概”。下面再看团民在抗击联军的主战场——天津的表现。攻击天津租界的战斗在6月13日打响，此时驻守天津的洋兵并不多，大约是廊坊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被戳穿的消息传开，天津的团民连他们开始进攻时的短暂“勇敢”都未表现出来。
15日，义和团著名的领袖曹福田带领团民赴马家口前线，前面打着一杆红旗，上面大书一个“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他骑着马，戴着墨镜，口衔洋烟卷，身穿青长衫，腰束红带，足蹬乌缎靴，腰间插着小洋枪，背负快枪，活脱脱像个黑社会头子。“手中则持一秫秸，语路人曰：‘汝等盍往观乎？但学我手持一秫秸，临阵一挥，洋人立即授首’”。许多人跟着前往观看。入城西门，出城东门，将近马家口，曹福田“辄曰：‘再进已有地雷埋伏，我已算出，不入洋人陷阱’。随由渡船渡河，意似赴河东车站，亦能与洋人战也。及渡河，不复南趋车站，而竟北越街衢，经锦衣卫桥至河北，又渡河而南，肃旅而归。”这样转了一个大圈，根本没有同洋兵打仗，便回来了。而犹“大呼‘大得全胜’，向居民勒得胜饼、绿豆汤，饱餐战饭矣。”他就是这么与联军作战的。27日，他向各国下了一道战书。次日，张德成率领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四五千人到达天津，与他联名出示，29日与洋人“合仗”。表面上看，战书充满了对联军的藐视，显示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然而，29日他们却借口东南风不利，竟未出战，实际上不过吹牛骗人而已。以后直隶总督裕禄几次催促他们二人率领团民与清军一起出战，他们“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
愈是往后，团民愈是畏敌如虎。在清军与联军恶战的时日，大致都是这种情况：“攻击洋人时，皆系官兵在前”，团民“在后相随，不敢前进”；“或招摇过市，以示威武”；或“匿伏民居中，肆意抢掠”；或“每声张临敌，率皆绕城而行，去敌尚远，群伏屋角篱根，须臾肃队而归，辄喧呼曰‘大得全胜’。”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夜晚，“城内义和团全部撤出来，外来的义和团全按原路撤走，本市的义和团在撤退中解散，各自回家。”
几位团民也讲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当时任拳首王荫荣卫队队长的李九恩说：“首次跟敌人作战，是去攻打老龙头车站。……这次战役我们打胜了，但牺牲的人不少。第二次也是打老龙头、老盐坨一带，均在五月间。第三次是打海大道。这回战役，没有人受伤，但回到后方一点名，发现西坛口短了七个人。……我又回到海大道找那七个人，找到了，原来躲在大酱园里。……以后，我们又打海光寺日军营地……攻不上去，就撤回鼓楼。隔天……义和团很快就把队伍拉开了，但是那天并没有作战。”这股义和团打过两次仗后，就有七人躲藏起来，不敢上前线了。第四次败了下来，以后未再打仗。
团民郭世荣说：“第一次……拿着刀枪到了马家口，在那里听说外国人有埋伏，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打武库……见洋人枪炮不断打来，避了枪，避不了炮，于是义和团就撤下来了。回来之后，有些人就动摇了，退了。……第三次是打东局子。……开仗后，有一百来个外国人骑着马排成横排，下了马，端着枪向义和团射去。义和团当时本无枪，又够不上洋人，站着挨打，于是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这股义和团只打过三次仗，第一次“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同样如此，而且有的动摇逃跑了；第三次不敢向敌人冲锋，“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
团民王文发说：“义和团出了南门，就和住在紫竹林的六国军队招呼上了……整整一天，杀了个天昏地暗。……第二天又跟着打了一仗，夜里还是回到江苏会馆过夜。他妈的，洋毛子……拼命地往这一带打那个开花炮。……不知是谁说：‘这炮可恶呀！咱们别打了，回老家吧。’就这样，我们十二人就夜溜出城，回到老家——郑楼来了。”这12个团民只打了一仗，就逃回老家了。
二师兄李长庆说：“有一次，可能是个法国人，赶着水车走来，一到这里就被我们剁死了，还夺来了一支枪。又有一次，来了鬼子的一队马队，为首的两匹上是女的。我们见了后，就把他们轰到铁路下边，就在铁路下边和他们打了起来，共打死他们七人，夺了两三支枪，一匹马。咱们死了七十二人。……纪家庄就打起来了，马场也着火了。于是我就领着这十来个人赶回去，刚到纪家庄，敌人就放二排枪，不一会，庄上跑出个人来说，鬼子过桥了！我抬头一看，庄子也起火了，这才撤回家来。……鬼子占领了海光寺，从此，我们就散了。我逃到离此三十里的大泊子，我的刀就埋在那里。”这股团民开始遇见一个单身洋鬼子，打了胜仗。第二次遇见的以两个女人为首，很可能不是正规战斗部队，所以能打死7个敌人，团民牺牲的多达十倍。后来尚未见到敌人，一听说鬼子过桥，便撤了回来，接着就逃走了。
这几位团民都是在义和团得到高度赞扬的年代里向调查人员讲述的，倘若义和团确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定会感到万分光荣，把英雄事迹毫无隐瞒地加以宣扬。然而，他们的自述说明，义和团决非具有大无畏气概的英雄。
义和团的大头目们如张德成、曹福田、刘十九、韩以礼等自吹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可是，在与联军战斗时，从不见他们“竞冲头阵”，浴血奋战，没有一人战死在拼杀的沙场上，均在危急时刻当了可耻的逃兵。他们的行为不仅比起中日战争中的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有天壤之别，就是当时官兵的英雄气概、爱国精神亦高出他们不止千百倍。聂士成一有战事，便驰赴各营，激励士兵。7月9日，带兵进攻紫竹林，突遇大队敌人，仍然亲冒炮火向前猛进。到达八里台，“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他“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宋占标“有战必先”，与其一起壮烈牺牲。营官徐照德带队攻入武库，“短兵相接，手刃敌人者三，忽中枪弹，犹挥手杀敌，气尽而止。”帮带吕光烈“首先攻入武库，中弹身亡。”营官潘金山守卫东局子，“右腿被枪子洞穿，里创力战。”马玉昆部右路统领李大川带领部队进攻，“鼓勇先趋，当将铁路夺占”，后来“中炮阵亡”。哨官以下英勇战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士兵死的也极为悲壮，潘金山部被迫从东局子撤退时，有两个士兵留下来埋地雷，联军冲进后，他们毅然拉响，与敌人同归于尽。
天津沦陷之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上前线“灭洋”。仓场侍郎刘恩溥奏道：“津城不守之后，洋人声言专杀义和团民，以致东安、武清各团，皆已闻风解散。”“接奉谕旨，饬臣会合团民，短兵相接，出奇制胜。惟团民业已溃散，臣竟无法可施。”办理通州防剿事宜长萃亦奏道：“前经奏准招募两营，扼要驻防，业经出示晓谕，而义和团民竟无应募之人。”
在北京的团民更不用说了。6月15日，团民二三千人攻打西什库教堂，高声喊叫：“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继而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抢，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以后整整两个月，投入数万人，仍未将教堂攻开。8月10日，联军逼近通州，外乡义和团纷纷逃窜。至北京沦陷前，“前所谓义和团者，早已鼠窜兽散矣。”
《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