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时会制造出重大人为灾难，其原因不外乎重要政策错误，或制度产生灾难，这次疫情蔓延全球，是最新的一例。每当这类人为灾难发生，中共都会演出一套逃避罪责五部曲：掩盖真相；压制国内对真相的言说；寻找替罪羊；发起对外攻势；对内展开欺骗宣传。将中共在这次疫情期间的作为与60年前“大跃进”时期及之后的作为对照，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雷同和规律。对世界各国来说，面对中共这个影响未来全球安定的因素，牢记其逃避罪责五部曲的手法，也许是重构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前瞻眼光所必需的认识方法。
一、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共本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0日猛烈抨击中共。他说，“中国从1949年以来一直被残暴的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接触、让他们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让这个政权变得更像我们，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程度；全世界正在看清这一事实，中共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回应，加速了我们对共产中国更为现实的了解。”蓬佩奥的话不仅是对川普之前多任行政当局对中共政策的否定和反思，也是这次疫情期间痛定思痛的感受。
这次从中国开始的疫情到现在为止已经使全球524万人感染、34万人丧生，其中美国近十万民众被夺走了生命。我于5月11日在大纪元发表的文章《美中疫情战初析》中指出，以美国为主的针对中共的疫情战必然进一步冲击已经被美中贸易战动摇了的以中国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供应链，使得经济全球化从过去30年的一国化（中国化）变成多元化，而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中共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被逐步边缘化。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世界各国从这次疫情战当中可以学到什么。蓬佩奥的讲话点出了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共本质的新认知，而这次疫情从中国向全球的扩散，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故意忘却中共隐瞒人为祸灾行径的惨痛代价。
中共历史上不时会制造出重大人为灾难，其原因不外乎重要政策错误，或制度产生灾难。这类灾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仅限于国内，比如“大跃进”、文革；另一种则祸及全球，比如这次疫情蔓延。每当这类人为灾难发生，中共都会演出一套逃避罪责五部曲。第一，掩盖真相；第二，压制国内对真相的言说；第三，寻找替罪羊；第四，发起对外攻势；第五，对内展开欺骗宣传。
二、中共逃避罪责五部曲之前两部：掩盖真相和打击批评者
如果以为中共只是这一次才掩盖真相，就大错特错了。下面就用这次疫情事件和60年前的“大跃进”运动为例，来对比两次事件里中共应对人为灾祸的异曲同工。“大跃进”是毛泽东60年前推动的红色中国的第一次“崛起”运动，试图通过强制农业集体化来实现粮食、钢铁产量翻几番，“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彻底失败。那次“崛起”不仅使中共的政策沦为历史笑柄，更造成了巨大的人为灾难，全国农村饿死几千万人。
这次疫情发生之时和当年的“大跃进”运动过程当中，灾祸即将来临的兆头很早就暴露出来了。中共害怕来自国内国外对其制度和政策的质疑声音，因此，就按照惯常做法，开始了逃避罪责五部曲的第一部——掩盖真相、公布虚假信息。掩盖真相既是灾难发生的原因，也是灾情加重的根源。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时期，官媒只报导虚假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如果记者写了一些涉及真相的报导，都会被编辑扣押不用。而中共这次隐瞒疫情真相，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一方面，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实况，比如，在疫情重灾区武汉市和湖北省，当地媒体曾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里一字不报；另一方面，官方还不断向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虚假信息，比如，说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人没事，让世界卫生组织说“疫情不会人传人”，宣称没发病的人感染了也不传染，规定只公布感染后已发现中等程度症状或重度症状的患者为确诊数字等等。
逃避罪责五部曲的第二部是压制国内的批评声音。“大跃进”运动时，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的政策，就被认定为“反党集团”、撤职软禁；那时中共还在各级官员当中搜寻批评过“大跃进”运动的人，实施政治打击。这样的政治高压消灭了所有敢公开讲真话的人，使掩盖真相的做法得逞，而虚假消息则充填了媒体和民众的头脑。在这次疫情事件中，对通过社交媒体传送疫情警讯的武汉医生李文亮等由警方出面训诫，就是为了配合掩盖真相的需要，与60年前的做法如出一辙。
正是掩盖真相和打击批评者的惯用手法直接导致了人为灾祸的不断扩大，最后酿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局面越是恶化，中共就越发加紧对信息的控制，所以，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人为灾祸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及时制止。虽然中共经历了改革开放，但它加剧重大人为灾祸的制度劣根性丝毫未变，这次疫情的迅速蔓延就是明证。
三、逃避罪责五部曲的第三部：寻找替罪羊
当人为灾祸严重到祸及全国、真相快掩盖不住时，中共的应对之术就会进入五部曲的第三部——寻找替罪羊，即“甩锅”。通常，中共会在三个方向上设法编造谎言，制造出替罪羊。首先，诿过于下级官员，比如，这次疫情中的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就被北京当局作为替罪羊而撤职。
其次，把外国诬陷为加害者，通常会选择与中共关系紧张的大国作为目标。“大跃进”时苏联成了中共人为灾祸的替罪羊，这次疫情事件中共则把美国作为替罪羊，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致病病毒来自美国。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中共外交部的说法很荒谬。其实，如果熟悉中共的逃避罪责五部曲，就可以想到，这种做法肯定会发生，只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出现，事先未必能准确预测。
“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粮食大减产和全面饥馑后，中共使用的也是这种手法。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共便在所有机构和学校内以形势报告的形式灌输“中国为朝鲜战争欠债，苏联逼债造成中国人挨饿”的谎言。直到五十多年后，国内才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其实，苏联当时从未“逼债”，相反还主动提出让中共推迟还债，但中共为了掩盖“大跃进”政策的惨败，坚持要出口粮食到苏联，于是，由于中共要提前偿还贷款，造成更多的中国人饿死了。
再次，寻找替罪羊的最极致的做法是，一旦人为的灾祸过于严重而又具全国性，比如“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用处罚下级官员和捏造外国“加害者”等手法都缺乏说服力时，中共就编造谎言说，是老天爷造成了灾难，“大跃进”时期中共媒体编造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个典型。善良的西方人可能无法想象，中共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可能荒唐到这种程度。
华裔学者王维洛博士在我曾经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他在文章中指出，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王维洛博士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后发现，这几年根本就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或旱灾。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共凭空捏造的，目的是把中共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罪责“甩”给“老天爷”。新冠病毒的疫情目前在中国仍然继续蔓延，今后中共为了逃脱责任，很可能会再度编出60年前那样的“天灾”谎言。
四、逃避罪责五部曲的最后两部：对外攻势、对内欺骗宣传
中共捏造出替罪羊之后，就一定会发动对外、对内宣传攻势。对外宣传攻势是为了压制国际社会的舆论批评，对内欺骗宣传则是为了蒙骗国内民众。“大跃进”之后中共就发动过对外宣传攻势，即通过官方媒体对苏联反复批判，其中既含有对苏联的不满，也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大饥荒的怨恨，但那时的对外攻势比目前中共同类招数的施用范围要小得多。
这次疫情发生后，中共与世界各国展开了“疫情战”。所谓的“疫情战”，不是指各国为抗疫所做的努力，而是指各国与中共之间就疫情追责诉求而在国际公共关系领域内正进行着的“战斗”。中共祭出了它的惯用套路，以“战狼外交”四面出击；中共外交系统全体动员，驻外大使们纷纷发表言论，怒怼其它国家对中共的任何批评，甚至启动经济制裁，威胁外国政府，试图达到封嘴的目的。比如，最近澳大利亚在世界卫生组织年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对中国疫情的来源和扩散做独立调查，中共不仅对澳大利亚在政治上施压，而且立即采取经济上的报复措施，对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大麦征收为期5年、高达80%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同时停止接收4家澳大利亚企业出口到中国的牛肉产品。
中共在人为灾祸期间及之后会一直坚持对内的欺骗宣传，以便把自己造成的灾祸转嫁给莫须有的“敌人”或老天爷。在专制体制下，这种欺骗宣传采用长期隐瞒真相、虚假信息洗脑宣传和政治高压三种方式相结合，可能长时期有效。比如，这次疫情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后，中共通过掩盖疫情真相并制造虚假数据，大力宣传中共抗疫的“成就”，在许多民众当中产生了共鸣；与此同时，中共的媒体又反复报导国外的疫情实况，试图引导国内民众把对疫情真实原因的关注转移到国外。
中共的这种手法60年前就用过，当“大跃进”运动造成全国饥馑和数千万农民饿死后，官方文件、各级官员讲话和官方媒体众口一词地反复宣传根本不曾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和对个别讲述饥馑真相的人的打击迫害，最后“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中共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干净净。
直到60年后的今天，50后那一代人中还有很多人相信，那场全国范围的三年大饥馑是天灾造成的，与人祸无关，一讲到当年饿肚子的情形，许多人还会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真苦啊。200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中共建政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民众在问卷中并未选择那些中共自认为得意的业绩，而是评选出一系列负面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试图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表示，他们不愿意跟着官方的宣传指挥棒起舞；但是，当民众填写“三年自然灾害”这一回答时，还是掉进了官方长期宣传所设置的陷阱。
对中共逃避罪责五部曲的分析说明，国际社会最近30年来对中共的盲目轻信是多么愚蠢；他们对中共治下60年前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惨祸以及其它一系列惨祸既不甚了了，也不愿警醒。直到这次疫情爆发、祸害全球之后，许多人才开始重新思考；但是，他们对中共的认知仍然可能局限于就事论事，仅仅把疫情问题作为看清中共面目的镜子。
其实，随着中共利用经济全球化来维护其统治的手法日益娴熟，中共制造的人为灾祸很容易就转变成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的威胁。类似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今后可能还会发生；而中共选择对美国开始新冷战，由此带来的军事冲突危险对西太平洋地区各国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对中共这个影响未来全球安定的因素，牢记其逃避罪责五部曲的手法，也许是重构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前瞻眼光所必需的认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