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疾控忠心主任高福等52人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关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的论文，记录了真实数据和4大重要时间点。（图源：网络截图）
中共对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的隐瞒，现在是否还能找到证据？隐瞒的决策者到底是谁？如今世界各国对中共隐瞒造成的巨大生命和经济损失开始了大规模追责索赔诉讼，证据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台「走入美国」视频节目主持人馨恬带来一个重磅专访，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采访嘉宾是旅居德国的工程博士、水利专家、独立知识分子王维洛博士，他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批评，以及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和良心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
王维洛博士向《希望之声》爆料，他对疫情的研究发现，疫情初期中国医生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披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和可以作为追责索赔的有力证据。对比1998年中共防治长江洪水的决策过程，王维洛博士推断出隐瞒疫情决策的政治层级，并指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中国当代最大的一个讽刺。
在第二集专访中，王维洛博士爆料，从疫情初期中国医学专家论文，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取出了揭示中共瞒报疫情和数据的重要证据。那么，做出瞒报决定的政府层级是哪一层？决策人又是谁？
高福论文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中掩藏了惊人秘密
首先来说说这篇论文本身的可信度。王维洛博士认为，论文可信度极高，因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国际权威的医疗杂志，一向被高度尊重，而中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教授虽然当下在民间饱受批评，但他学术成就极高。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牛津大学客座教授，同时是世界多国9个科学院的院士，是中国拥有最高学术称号最多的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多达450篇。
同时，这篇论文的联署作者多达52位，除了高福把自己的名誉押上去之外，再加上51位医疗专家的信誉，这些专家来自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和其他地方疾控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等。
王维洛博士说，这样的论文要是发表在国内的报刊或杂志上，可能就被下架了，被焚毁了，你也就找不到了，他的这篇论文是发表在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的，你想烧也烧不掉，你撕也撕不掉，你下架也不行，它永远存在这里，它就成为追责的一个证据，永远也抹不去的一个证据。
王维洛博士就高福院士的这篇论文，指出了以下几点：
1、论文引述了从2019年12月8日开始的媒体数据，显然和卫健委系统，即官方系统公布的数据完全不同，显示“网络直报系统”本身仍然在工作，论文的数据来自那里。
2、截止到12月30日止，武汉卫健委公布的感染人数是27例，而论文所公布的数据则是45例，显示官方数据明显减少。
王维洛博士说，既然显示了瞒报第一例，自然就可以推断会有第二例、第三例……事实上从12月30日开始到1月21日，论文引述的数字和卫健委数字都完全不同，而论文数据一直高于卫健委数字，显示官方一路都在隐瞒。
3、更关键的是，这篇英文论文里夹带了一幅插图，插图上有若干中文注解，字体细小，但仔细或放大去看这些细小的字体，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高福论文精确记录了四个重要的时间点，以及病例数据，证明武汉卫健委数据明显少于实际病例。（视频截图）
12月31日，“WHC（即武汉卫健委）宣布暴发疫情”
1月5日，“启动中国CDC（即疾病控制中心）二级应急响应”
1月15日，“升级至中国CDC一级应急响应（最高级别）”
1月16日，“武汉启动严格的出省筛查措施，体温超过37.3C的人不得出省”
这些文字都是迄今没有人注意到的细节。王维洛博士说，“西方有句谚语，叫‘魔鬼藏在细节中’，细节里有惊人的真相。“
王维洛说，高福论文精确记录了四个重要的时间点，那么高福想证明什么呢？高福就是想证明：我尽职了，我作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我尽了我的职，我做了我所有能够做的。至于这个东西是不是政府机构，比如卫健委会去把它公布了，那么很明显，它是没有公布。”
论文中提到的CDC二级和一级应急响应，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2条所规定的突发事件预警制度，一级为红色，是国家最高级别。与《突发事件应对法》所对应的还有一个条例，叫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中第19条规定：“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王维洛博士认为，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第一线操作的疾控中心和武汉卫健委，从2019年12月31日起就拉响了警报；同时根据《应急条例》第19条，武汉市在12月31日当天（即一小时内）肯定就上报到了国务院。王维洛说，“我又查了周先旺所有的讲话，他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采访时，周先旺说：我在去年12月已经上报了，但我没有得到授权……“
1998年抗洪旧事是当今抗疫现实的贴切例证
武汉上报到国务院的疫情报告，是谁在处理？又是谁决定对全社会隐瞒的呢？
作为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说，在中共最高层如何处理紧急状况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一个他认为非常贴切的例子：
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８月5日午夜子时，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８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产生了一个不得不应对的紧急状况。当时国务院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就要开启荆江分洪区北边的闸门，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也就是水位太高时就要开闸放水，淹掉荆江的一部分低洼地区，以保住长江下游重镇武汉。
当时的情况，最高水位预计要超出规定水位30厘米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达成共识，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的规定，准备开闸放水。他们一方面命令会被洪水淹没的公安县地区做好居民撤出的准备，一方面在8月6日上午再一次召集水利专家会议，再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听取意见之后，８月６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在24小时后，即第二天8月7日中午12点启动分洪。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请求授权的电报。
1998年抗洪关键时刻，江泽民一句“严防死守”，就让之前地方和国务院总理所做好的一切抗洪对策都不算数了。（长江洪水，视频截图）
收到请求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抗洪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朱镕基立即从北京赶到当时江泽民所在的北戴河。
当时的知情人回忆说，朱镕基早饭鸡蛋一口就吞进去，噎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气喝完；出门走马路牙子，因为走直线快，直奔中直机关驻地（即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宫）汇报工作会议情况，向党总书记江泽民请示。
但是，不管制定防洪方案时有多少科学根据，无论湖北省当局咨询了多少专家，总理朱镕基又咨询了多少专家，这么多的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做了多少工作，江泽民当时的一句话“严防死守”，就让之前面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
王维洛说，就和这次疫情很像，就像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我们向上报了，但是中央没有给我们授权，所以我们就不能采取措施。1998年大洪水的时候也是这样，湖北省要求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但是江泽民不同意。
涉及多部门协调封堵疫情真相及通报境外机构，权力直指唯一的一个人
再看这次关于疫情的处理，除了上述地方当局和医疗机构的那些动作，还有如下：
12月31日网络平台YY（歪歪直播）把45个敏感词列入黑名单，包括：武汉不明肺炎，武汉海鲜市场，沙士变异，爆发萨斯疫情，武汉卫健委，P4病毒实验室等。
被认为是病源地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被关闭。
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每日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湖北省卫健委通知基因测序公司：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武汉地区的，已有的必须销毁，而且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做序列测定。换言之，就是武汉不许动，只许中央动。
1月1日新华社发布：《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1月2～3日中央电视台：滚动播放李文亮等共8名医生被指责为“散播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新闻；同时，公安部门训诫李文亮医生等8人。
1月3日中国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等国家通报疫情，详细内容外界至今无从了解。
王维洛博士说，把所有这些动作综合起来看，它涉及了中国卫生部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国家网络管理局、公安部门等等。谁有这个权力能够协调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功能，包括能决定对美国做疫情通报？以他对中共体制的了解，没有谁能做到，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做不到，只有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才做得到。这就像1998年，作为总理的朱镕基作足了一切分析、准备和想做的决定，但还必须找作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请示怎么办，是一样的。
领袖的选择：宣布党之奋斗目标优先于应对人命关天的险恶疫情
习近平当时为什么不接受疫情爆发的现实，立即做出妥善处理呢？
王维洛博士说，12月31日，当武汉当局和国家疾控中心的紧急通报传到国务院，而且必定传到习近平手上时，再过几个小时，习近平就要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做2020年新年讲话了，习近平讲的是什么呢？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了宣布它“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中国和整个世界推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我们对王维洛博士的采访进行至此，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王博士的发现与推断是正确的话，那您对这场祸害全球的病毒疫情的根本原因还有什么疑问吗？这些证据对追讨中共的诉讼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也令人期待呢？
王维洛博士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和中国百姓寻求真相所作出的努力，相信很多人会心存感激。也希望我们对他的采访能帮助所有人对当代中国发生的事实和真相有更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