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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 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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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中国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依靠强人蒋介石。斯氏甚至怀疑张学良受日本收买,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共产国际断然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趁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延安中共如当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联合张学良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构想顿成泡沫。毛泽东冷静之后擦干头发,摆出一副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造型,重新调整说词。周恩来亲赴西安,换了一付冷面孔面对张学良,扮演不偏不倚调停人的角色。

半真半假的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张浩等在莫斯科以中共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由于自从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国际就与中共失去联系,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八一宣言”内容直到1935年11月才由张浩带到延安。1935年11月28日,延安才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呼应“八一宣言”精神。号召组成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这是郑重其事地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抗日宣言了。然而国民党却只把这当做残匪的绝境求生伎俩。蒋介石继续部署围剿延安,要做“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后一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张学良兵谏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延安兴高采烈的气浪几乎掀翻了窑洞。毛泽东也大笑着说“元凶被逮,薄海同庆”。一些人在讨论如何公审和枪毙蒋介石。

但是斯大林对中国时局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利用中国遏制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依靠强人蒋介石。斯氏甚至怀疑张学良受日本收买,逮捕蒋介石以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共产国际断然指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趁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联蒋抗日统一战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

延安中共如当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联合张学良组成西北抗日政府的构想顿成泡沫。毛泽东冷静之后擦干头发,摆出一副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造型,重新调整说词。周恩来亲赴西安,换了一付冷面孔面对张学良,扮演不偏不倚调停人的角色。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严峻形势把国共关系挤得更紧了一些。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为首的国际路线派从自莫斯科衔命而来,就是要加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王明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号召国共消除前嫌共赴国难。

王明和周恩来组成长江局。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合作相当紧密,真有点共赴国难的味道。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述说的这段历史。

但是国共互相猜疑,共产党敷衍国民政府的命令、推诿与日寇作战,此间就已经发生。有这样一个例子:

1937年8月左右,蒋介石曾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阻击日军。蒋委员长特派他的高参、刘伯承的旧识乔茂才传令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接待了乔高参,转身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躲起来。并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陪他好吃好喝,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催促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乔茂才手持总裁手令,却找不到接令之将军,整天吃了睡,睡了吃,最后无可奈何自行离开了。回重庆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共产党声言一致抗日,实际上内部发生分化:一些中共领导人认真执行共产国际指令,联蒋抗日卫苏,其抗日的忠诚度无可怀疑;另一些领导人图谋借日灭蒋,积蓄力量,伺机做大。其抗日的忠诚度,口心不一。

我把自1935年底到武汉保卫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共产党抗战活动,归纳为半真半假的抗日阶段。

一分真九分假的抗战

保卫武汉战役失败,长江局最后撤销,王明铩羽而归,他在中共内部影响式微。到了1942年王明沦落为延安整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的靶子,这位马列呆子只有招架之功了。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有了大变化。

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红军可以被改编,可以穿着国民军的军装,乐意接受政府的武器装备,但是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

不同来源的资料交叉印证着毛泽东的阴谋策略。

1、古屋奎二在《蒋总统密录》中记载: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P117)。

2、奥·鲍里索夫(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在《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P.100)。

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公布了一份《李法卿谈话稿》,李法卿为杨成武部一个骑兵连的支部书记。谈话稿称:部队从延安出动时毛、朱等曾召集干部训话,指示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且按下第一份和第二份资料不表,这里只把《李法卿谈话稿》做进一步考证。

考证一,记者巢父曾经采访过刚投诚的李法卿。《李法卿访问记》被收入《共产党在中国》一书。该书由“华严出版社”于1943年7月公开发行。此书第324页记录:

“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

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考证二,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特工人员,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和李法卿所言大致相符。

考证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文档记载了第十八集团军李法卿等450人向国军四十军投诚事件,这是中统局提供委员长的情报汇编。时间为1940.09.04~1940.09.14,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528-079,入藏登录号:002000001917A。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百团大战在共产党内部被认为彭德怀违背了“一、二、七”方针,帮了蒋介石的忙。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翻老账对彭德怀批判。毛泽东为了减轻日军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压力,派密使潘汉年上海与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接触,私下达成妥协约定,出卖国军。

说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抗日是一分真,九分假。这是一个很公平的评价。

盘点共产党的抗日功绩

根据八路军战报,八年抗日八路军对日本的最重要战役有28次,28次总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77859人。与之相对,日本方面的统计28次交战日军共计伤亡6703人。

其中闻名于世的百团大战,据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平型关伏击战,据八路军战报:打死打伤日本军人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被打死167人,伤94人,——《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可见中日双方的统计数字有着巨大差距,我对此留待以后评说。我要指出的是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打得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既不是平型关伏击战,也不是百团大战,而是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军张德勤部队1万1千人,中将军官二人死在战场,旅、团长数人被击毙,国民军伤亡惨重。俘虏师、旅、团军官30余,下级军官600名——讽刺的是韩德勤部队是在台儿庄血战立下战功的抗日部队,受到蒋介石的表彰。陈毅公开声明新四军向韩德勤开战的理由是,新四军要向韩德勤“借一块地方抗日”。

另一次八路军打得坚决、彻底但是惨无人道的战斗,是伏击赵桐的“北上抗日挺进军”。

1939年12月26日晨,在太行山区灵寿县岔头附近山岭,埋伏了4000名八路军,参与埋伏的包括郑维山的特务团,蔡顺礼的骑兵队。来自延安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定要清除这支隐患。”贺龙、聂荣臻的命令:“全部、干净、秘密地灭掉”,“务必全歼,不使漏网”。

抗日挺进队行军中突然遭到劫杀,尸横遍野。八路军还一个个翻尸检验,再补上一刺刀。被俘虏的几十人中有一些女干部,其中包括赵桐的20岁妹妹赵理智,一起绑了活埋。赵桐等345人全部遇难,没留一个活口。

赵桐时年28岁,“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是东北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与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队抗日,一度人员达1万2千人。后来又入关成立“华北国民抗日军”,人员发展到2万5千人。与日寇多次交锋,打过几个震动全国的漂亮仗。赵桐一家是全国闻名的抗日之家。

1937年12月25日,由杨成武等人牵线搭桥,“华北国民抗日军”宣布加入八路军,赵桐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但是很快赵桐与共产党发生分歧,遂带少数几个人离开八路军。1938年,赵桐在重庆招募和培训抗日干部,重起炉灶,组建“北上抗日挺进队”。国民政府给予支持,配备了新式冲锋枪等武器。国防部出具让沿途军队协助的公文。没想到这位著名抗日英雄和一批热血爱国青年(多为东北三省子弟),在北上途中被谋杀于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畏惧赵桐的号召力,担心抗日挺进军成为八路军的后患。就连夜紧急调兵,将赵桐等消灭于太行山麓,这是旷世惨案、冤案。共产党至今竭力掩盖这项重大罪恶。共产党并不在乎抗日救国民族大义,为了该党在争夺权力中占到上风,不惜杀害抗日英雄。苟能兴党灭道义,岂因亡国避趋之——这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抗日战争中曾经出过一分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有一分的理由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活动。

值此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以为:习近平做为只尽了一分力量的抗日分子继承人,若想运足底气在观礼台上挺直腰板,他首先要向遭受共产党迫害的国民军抗战老兵道歉,向被无辜谋害的赵桐等抗日烈士英灵请罪。否则他就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在那里他有九分理由向侵华恶灵鞠躬献祭,感谢他们的侵华造就了共产党的起死回生,令毛氏成就了专制大业,以致福禄润泽红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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