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泽东与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记者。她之出名并被文革一代的中国人熟悉,是她61岁时,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同毛泽东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产生了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在文革中,被各派组织广泛运用,以此作为藐视对方存在的精神武器,从而提升自己的革命斗志。
斯特朗是一个革命左派,年轻时在自己的国家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跑到世界各地燃烧着革命烈火的地方,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以手中的笔宣传革命,鼓吹革命。
1921年,她不远万里,前往莫斯科考察采访。两年后返回美国,向世人广泛介绍苏联的革命成就。在苏联期间,斯特朗参与了救灾工作,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并在苏联结婚成家。当年,斯特朗是报道、解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她不仅撰写了大量作品赞美苏联,还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并亲自募捐物品送给伏尔加灾区的儿童。为此,她受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还邀请她列席过政治局会议。
1925年,她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报道并支持广东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她第二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湖南、上海、武汉和西北地区,报道过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国共分裂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30年,她协助苏联政府创办了第一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并担任主编和特约撰稿人。当时斯大林正在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美国正陷于经济大萧条。斯特朗主持的《莫斯科新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服务于苏联的大外宣;对内,则以在苏工作的数千美国技术工人为主要读者。这份报纸的创刊号,头版便刊登了五年计划的宣传画,号召用“苏联力量和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
1938年,斯特朗跋山涉水,来到当时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从此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亲自跑来迎接她的总司令朱德,是“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每天与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她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1940年秋天,斯特朗又一次来到中国访问。在重庆她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了密切交往,从此成为很好的朋友。采访期间,周恩来与斯特朗有过几次深夜长谈,介绍国民政府的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加剧的武装冲突。并叮咛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在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斯特朗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一种极为珍贵的荣誉。
后来,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在广播中听到皖南事变的新闻。随后便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有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用暗语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信中还附有中共方面对皖南事变的说明。
回美国后,斯特朗立即将这些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要求发表,遭到拒绝。最后,斯特朗找到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的朋友,署上那个人的名字,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报道在美国传开后,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他从美国抗日战略的利益出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警告,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斯特朗奔走在战场采访。她的丈夫死于战争,她本人则充满激情地向世界报道苏联。几十年来,她一直把苏联描述成最好的国家,在她的笔下,苏联只有正面形象,苏联的一切问题她都视而不见。
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蒋介石允许他们捎带有合法身份的记者随行。经宋庆龄牵线,斯特朗搭乘美军飞机飞抵延安。一周后,她见到了穿着补丁裤子的毛泽东。
1946年8月,第六次来到中国斯特朗再次访问了延安。她和边区的战士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其中在毛泽东的窑洞外,听到了名闻天下的纸老虎论断,并把它传向世界。
此后,因战事紧张,斯特朗离开延安前往东北。途中,她不断撰写报道传往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原本,她打算到上海写完《中国的曙光》一书后返回美国。就在她订好机票时,接到苏联大使馆通知,批准了她一个月前提出的访问请求。想到访问后可以经莫斯科直接飞回纽约,斯特朗乘坐苏联的伊里奇号货轮来到了海参崴。
这一次,在苏联的土地上,斯特朗的某些言论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快。从延安出来的她,沿途宣传中国革命的胜利,还特别强调延安的领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这等于否定了斯大林认为世界革命必须遵循苏联模式的理论。恰在此时,南斯拉夫在1948年与苏联决裂,恼羞成怒的苏联人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当时莫斯科有人怀疑中共胜利后,也会走南斯拉夫铁托的道路。对此,斯特朗表明自己的观点说: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我站在苏联一边;假如换成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这番话传到斯大林耳中,让斯大林极为恼怒。1949年2月,斯大林下令将斯特朗以“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关押。幸而有美国国籍,斯特朗才免于一死。她没想到,自己为苏联吹了几十年的喇叭,竟然吹成了这样的结局。
1955年,斯大林已死,苏联政府终于撤销了对斯特朗的指控,但并没有认错,也没有说她是苏联人民的朋友,而是将她释放后驱逐出境。她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叔祖母的处境非常尴尬,“她在俄国被怀疑为中国间谍,在中国被怀疑为美国间谍,在美国,则被标定为苏联间谍。”其实,她哪是什么间谍,整个就是一被人利用的白左。
1958年,回美国生活了三年的斯特朗,受中方邀请,以中国作协客人的身份,辗转来到北京,并从此定居于此。这一年她73岁,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每月撰写一篇综合通讯,用6种文字印刷,向国外介绍中国。
12年后,斯特朗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文革时,斯特朗佩戴过红袖章,上过天安门,是这颗红色星球上年龄最大的红卫兵。
2021年08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