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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成:民国时期的考试让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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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教育,尽管表面上被官方吹嘘的一片花团锦簇,说什么形势喜人成绩骄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际上却是不培养人而在摧残人的教育,学校已经不是学校,只是一所所模范监狱;教师已经不是教师,不少人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也不想撞一天钟。这种教育即使已经办了六十多年,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就是自然之事。这样的教育早已遭国人诟病已久,作为一种无奈的心理补偿,人们只能一片深情怀念民国时期的教育,因为那时的教育起码是在培养人。别的方面诸如师资力量、教师素质、讲课特色等等且不说,单说民国时期的考试就让人无限神往。

民国时的考试制度极有特色,老师们在评判试卷时,不是死抠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坚守一种灵活的评判方式,这就给了学子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是他们日后能成为栋梁之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学大师钱穆在晚年时,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拿到试卷后,钱穆开始审题,从第一道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不由得兴奋起来,原来这道题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兴之所至,居然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当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后,又从头到尾开始检查,这时,交卷的铃声响起,这才发现还有三道题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如果换了我们现在的老师来阅卷,钱穆的这次考试肯定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日后成为史学大师的吕思勉,吕先生看钱穆的卷子,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那是非常的出色,论证合理、充分,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素有爱才之心的吕先生,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这就不由得让现在的我们感慨万分了——这样的考试才是培养人才的,这样的阅卷老师才是可敬的。作为评卷老师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答案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这不正是深陷于应试教育泥淖的当今中国教育所缺少的吗?

钱穆毕竟在试卷上答了题,如果学生没有答题,只是凭藉某一方面的特长,即便这特长与考试科目没有关系,有良知的民国老师仍然会帮学生度过考试难关。学者傅国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中就记述了这样的一次考试。

那次考试发生在重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当时有个学生,叫谢邦敏,这个学生严重偏科,虽然极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却很糟糕,1941年,谢邦敏即将毕业,参加毕业考试,当考到物理一科时,卷子发下来,他发现自己几乎一道也不会做,就索性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上即兴写了一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这首词,不但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味道,而且还为自己交白卷进行了辩解,可想而知,如果让一般的批卷老师看到,会气成什么样!特别是现在的阅卷老师如果看到这样的试卷,不要说是物理考试了,就是考语文,作文一旦写成这样,打零分是再正常不过了。

幸运的是,当时负责给谢邦敏判卷的老师,是魏荣爵。魏老师的教学水准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谢邦敏的白卷和词,他没有一气之下判个零分拉倒,而是通过这首词,发现了谢邦敏在文学方面的出众才华,认为谢邦敏的物理虽然交了白卷,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文学才华,不能因此让他拿不到毕业证而影响他未来的发展,这样的学生,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所以,魏老师在评卷时给谢邦敏写了一首诗作为评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正因如此,谢邦敏才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并成为北大教授。中共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第一刑庭庭长。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样开放的阅卷标准,真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可能有人会说了,魏荣爵不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这样的指责似乎有点道理,但问题是,如果不管不顾学生的特长,更无视学生的未来和前途,只管打个零分图省事,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国时期就没有关于考试成绩方面的硬性规定,只是教师在执行过程中,具有相当灵活的一面。教师在评判学生的试卷时,不是机械地按照僵化的标准答案去做,而是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用一种人性化关怀去阅卷,以发现学生的才华和闪光点为主,而不是为了分数去考试,这样就保护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无形中促进了学生的成长、成才。因为民国时的教师们深深地懂得:“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人的本身才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这或许就是民国时期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真正原因吧!更是现在的我们一片深情怀念民国教育的深层原因。

责任编辑: 李广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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