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竭力宣传、部份民众一味拥护港版国安法，理由就是：所有国家都有国安法，为何香港就不能有？此话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此国非彼国，此法非彼法，中国法制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的稀有性，导致其立法原意中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国际普适规则有如云泥之别。
根据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最新统计，目前214个国家中仅有五个立法机关的议员是非直选产生，包括汶莱、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厄立特里亚、中国。
中共法制毫无制约
中国法制的稀有性，不仅体现在中共对立法代表的绝对操控，还表现在司法过程中的“宪法缺位”。如国务院法制办前副主任夏勇所指，长期以来中国宪法“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根据，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即鲜有宪法诉讼的案例发生，连中联办前法律部主任王振民都感叹这是“中外法制史上的一个奇观”、“是我国法治的一大空白，一大缺陷”。
在这种法制下，国家作为利维坦（Leviathan）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1642年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的《利维坦》一书指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处于狼性的丛林之战中，其行为动机不是求善，而是避恶，惟有通过订立契约，将各自的权利交付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并树立其绝对的威权，才可能避免互相的厮杀。这其中蕴含的“霍布斯悖论”就是：如果国家皇权至上，又何以能保证民众避免了互相厮杀，却堕入到被国家及其君主随意宰杀的境地？如果国家是必要之恶，民众又如何在互相厮杀和被国家宰杀的“两恶”相权中取其轻？
稍后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赞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观点，认为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同时，为了防止人民让渡给国家的权力被滥用，必须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地提出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思想，从而使“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进化到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在中国，中共既无民主选举同意的垂直制约，又无三权分立的横向制约，这就使得其控制的国家权力成了长期威胁所有人的利维坦政治怪物。港版国安法公布以后，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不要低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刚性约束”。中共对刚性执法的如此自信，来源于它对自身权力没有民意和法治刚性约束的洋洋得意。
港版国安法的制订过程缺乏透明和民意咨询，法律条文又充斥笼统、模糊、矛盾的含义，这并非法例的技术性漏洞，也不仅仅是所谓普通法和大陆法缺乏相容性，而是中国法制中的政治绝对主义惯性使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律腐败的出现毫不奇怪。
港版国安法已经落地，港人需要认识到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更要高度警惕和抵抗这个法例所蕴含的无约束之恶，如此带着中国稀有“法制”先天缺陷的法例在香港能否逆民意授权、司法独立的世界潮流而动，还有待在即将发生的实战案例中予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