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运动：全县22个乡镇406个自然村75998户350484人“大搬家”。（第91页）
“大搬家”基本是两种形式：一是本村“互搬”，即本村人张家搬到李家、李家搬到王家。稍远的东头搬到西头，最近的仅仅路南搬到路北。总之“挪挪窝”即可；二是“并村”，即整个村子并入另一个村子。
“并村”腾出的“空村”，主要用于驻扎成建制的民兵组织：如纯女兵的“穆桂英营”、纯男兵的“小罗成营”。有的作为公社事业单位，如陵城公社的何家村为学校：全公社1～6年级4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集中吃住。
“搬家”规定：只允许携带床铺、被褥、衣物、碗筷等，而严禁携带金属器具，比如锤头、鏊子、铁锅、菜刀、饭勺等。尤其是严禁带粮食。为严格落实这一规定，村委统一安排党、团员或青年民兵、积极分子负责监督。住户前脚离开，监督者便随即搜查：铁器，送到曲阜城里帮助完成上级下达的“大炼钢铁”指标；粮食，送到大队仓库。
不论“互搬”还是“并村”，都是几家搬进一家，有的甚至是两三家搬进一个三间堂屋或两间偏屋。即没有一家是独门独院的。可想而知，这对于千百年过惯独门独户日子，思想意识又相当封建、保守的曲阜农民来说是多么不习惯。我（笔者张树亭）时年11岁。我们父子俩与曹家母女仨共住一个两间厨屋：她们住里间，我们住外间。白天黑夜出出进进共走一个门。试想，彼此都会是多么别扭！最难堪的是用厕所：那时农家都没有专用厕所，一家人都是用猪圈（曲阜俗称“茅子”）。现在几家人共用一个“茅子”，那会是多么不方便！
“大搬家”工作还未完全结束，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社论。于是，“全县一哄而起，以生产队（民兵连）为单位全部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第37页）
大约两个月后，仓储几乎吃光，于是改为以稀饭（曲阜俗称“糊涂”）与胡萝卜豆腐为主食。胡萝卜豆腐，绝不是“豆腐”，而是胡萝卜片掺上大豆碾碎的豆糁子蒸煮而成的一种食物。最初，豆糁子还较多，该食物还有点饭味、香味，人们还能下咽。不久，大豆吃光，改用豆饼，那饭就很难吃了。再后，豆饼也很少了，便几乎成了一缸缸一盆盆的胡萝卜……人们为了多得到些豆糁、豆饼，每到开饭，都是拼命地抢盛，在缸里盆里翻上搅下，因此，轮到后边盛的，缸里盆里就是一堆胡萝卜泥水。
各地公共食堂因抢饭、盗窃不断出事，尤其是浪费严重又无良策解决。因此，到1959年3月，上级下达指示：所有公共食堂一律停办，折腾了5个月，便宣告彻底失败。
食堂停办，社员就得各自起火。怎么起？几家搬在一起，栖身都很窝屈，哪里还有厨房？即便几家能合伙在院子角落处搭个“棚子厨房”共用，又上哪里去弄锅、盆、刀、勺……至此，各村委实在没招了，便请示公社并转呈再上级：让社员各自搬回各自老家。至此，轰轰烈烈的“大搬家”也宣告彻底失败。
自然，“并村”的社员也就搬回原籍。那些“穆桂英营”“小罗成营”等民兵组织也就自动宣告解体、解散。
各自回到家里又怎么办？有的已是残垣断壁、破屋烂院；普遍的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没有风箱、锅、盆、瓢、勺等最基本的厨具，而最严重的是没有粮食。对于这些问题，村委、公社都毫无办法，只能“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
至此，全县大饥荒开始。人们争采树叶。最先是较为好吃的榆树叶；榆树叶采光了，就采洋槐叶；洋槐叶采光了，就采家槐叶……直至吃臭椿叶、金针苗。曲阜城北石门山一带有不少人吃橡子面、观音土……就在吃家槐叶时，已有人出现中毒肿脸症状，到吃臭椿叶时，中毒肿脸的就不少见了。一些吃橡子面、观音土的，主要是大便不畅。
“4月，全县社员中因营养缺乏，患水肿病者达15124人，有400多名青壮年外流东北。”
为遏制水肿病的蔓延与死亡，“县委确定每人每天安排7.5两（市两）粮食，在全县发放34.8万元，并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外流”（第38页）。7.5两，即不到半斤。起初是地瓜干与大豆，后改为地瓜干与麦麸饼，再后又改为全是地瓜干。
极其严重的大饥荒持续到1960年夏的麦季才得到初步缓解：收成最好的城关公社有的村每人能分到60斤小麦；收成最差的尼山公社的最差的村也能分到6斤。那年的收成，整个曲阜都是不错的，但因上缴“爱国粮”任务太重，不敢多分。到1961年年底，由于大多村偷偷分了些“自留地”才得以解除。这就是说，曲阜地区也和全国一样，是“三年大饥荒”。
曲阜有句俗语：大旱三年，圣人（孔子）门前收三分。曲阜，地处山东丘陵与鲁西大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个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使得它即使遇上大旱、大涝，也能有不错的收成。而1958年与其后的几年，皆风调雨顺。之所以会发生“三年大饥荒”，主要原因是3点：
一是1958年的严重“失收”：为完成“大炼钢铁”任务，“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由公社统一指挥。晚秋收获，要求限期报捷。地瓜、花生大部烂在地里。”（第37页）
二是“大搬家”。本来，那年上半年麦季都还分了些小麦，加上曲阜人有攒陈粮的习惯，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下半年一米不进，家家户户也能撑过一年半载的生活。但“大搬家”特别规定“不准带粮食”，就使得家家户户没有一米一豆的“内存”了。
三是“公共食堂”浪费太严重，使得“大搬家”搜刮的粮食很快用光。
多年来，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8年的“大搬家”，是何人创意？又是何目的？这些《曲阜市志》均无记载。当时从大队到公社层层级级开全民大会动员此事时，说得最多的是：为了“实现军事化”“集体化”“三年超英赶美”“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但这些说辞，似乎难以作为“大搬家”的充分理由：不“大搬家”，就不能实现那些伟大的宏伟目标吗？唯一可做解释的是：为吃“公共食堂”筹措粮食、为完成“大炼钢铁”指标筹集钢铁、为驻扎建制民兵组织准备营地，但这些事情，全国各地也都面临，为何人家就没“大搬家”而唯独曲阜呢？且，若细考多项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更有多处难以圆说：比如9月19日开展“大炼钢铁”，曲阜城东很快建起“500余座韶阳炼钢高炉”（第37页）。怎么高炉刚点火就能预见到这些高炉肯定完不成上级下达的炼钢指标，而需“大搬家”收集社员的铁锅铁勺来帮助？莫非曲阜县某领导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再，10月中旬“大搬家”，怎么能预知下旬《人民日报》准会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社论，而需提前做好粮食准备？莫非中央给各下级提前开了“吹风会”。
不言而喻，1958年的“大搬家”对曲阜民众可说是一场空前劫难。对此，群众不可能没有丝毫不满、抵触情绪。为保证这一“新生事物”的实施，曲阜县委主要采用两种政治手段进行思想控制。对阶级敌人，经常召开批斗会；对其他成分的“思想落后分子”，一经发现，便召开批判会。比如有一中年妇女对“大搬家”不满，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村里便派4个民兵把她从家中架到会场“批评教育”：架时四肢朝上，犹如四腿桌子四腿朝天，拖行近200米；一中年妇女在“大搬家”中偷藏粮食，开完批判会后命她挂牌游街，自敲小锣自喊“都别跟我学，我是坏蛋，我偷……”一中年男子对吃食堂不满，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村里便召开大会对他“拔白旗”：令其赤背跪在雪地上接受批评。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执政伊始便提出“不折腾”的治国理念，他可能多就文革而言。但曲阜百姓，早就深刻体会到了“瞎折腾”“胡折腾”“乱折腾”的滋味了。
《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