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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紧跟毛泽东 砸烂公检法 刘传新最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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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67年7月23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讲:“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从此,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

全国公安系统被砸烂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军官1人,军级军官3人,师级军官10人,团级军官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官,进驻公安部,接管公安部的权力。原公安部的绝大多数官员,被遣送到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开进公安机关,原公安机关95%以上的干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在砸烂公安机关两年多里,中国共有3.4万公安干警受打压,1200多人被打死,3600多人被打伤打残,1300多人被捕判刑。公安部5位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被逮捕,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尹肇之被隔离审查,后调任青海省长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被逮捕;徐子荣、王昭被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公安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43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北京市公安局1693名干警受打压,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斗争,78人被整死,96人被打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298人被审查、批斗,88人被隔离审查,74受处分。前公安厅厅长王芳、时任公安厅厅长吕剑光等6人,被押解到北京,关押、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全都被审查过、打倒过,其中,45人坐过牢,17人自杀,或死在监狱里。

刘传新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文革爆发后,北京市公安局经历了造反派的多次冲击,包括中央派的工作组搞的夺权运动。因形势变化太快,局势一直比较混乱,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管会主任、政委没有到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刘传新,便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大”。

1967年3月24日,刘传新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几个月后,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编造了两个材料,诬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彭真被打倒前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刘仁任第二书记),“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刘传新揪出成千上万“坏人”

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继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等31名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之后,又组织起一个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多卷,零散材料105万件,编造了《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焦昆定为“国民党CC特务”。

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通过这一番“折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前的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原北京市公安局官员“逮捕法办”。8月23日,刘传新将原北京市公安局的814名干警定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经过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的发表讲话说:“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刘传新镇压“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因悼念周恩来引发一场“四五”群众运动。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将它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作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这一次又冲到最前线,不仅组织全部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

清明节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干警在天安门广场偷记的115辆小轿车的号码,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北京市在“双追”活动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官员被触及者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刘传新因“双追”有功,受到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夸奖,说他“干得好”。

刘传新自杀身亡

1976年10月6日,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毛泽东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不久,北京街头出现《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接受审查。

1977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1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自知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害人太多,罪孽深重,不自我了断,也可能被判死刑,为了少受点罪,干脆一死了之。文革结束、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后,刘传新的一些亲信中,有17个整人特别凶狠的,没经任何法律程序,被秘密枪毙。另外,军管干部撤出后,军队对其中一些整人特别凶狠的,将他们押解到云南后,秘密枪毙。

刘传新等都是“替罪羊”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要打倒的最高目标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首先打倒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罗瑞卿当过10年公安部长。刘、彭、罗都在政法系统有很大影响力。因担心政法系统的人搞政变,毛泽东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毛泽东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很反感,曾经讲,北京市委是彭真搞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打倒彭真后,对北京市委“一锅端”,“旧市委”领导统统打倒。“旧北京市公安局”过去都是听“旧市委”的,这些人都有枪,留着太危险,自然也要“一锅端”。刘传新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具体执行者。

刘传新因善于揣摩、迎合毛泽东的意图,大受毛泽东手下的人包括江青、周恩来、谢富治等的赏识。刘传新主掌北京市公安局近十年,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等,成为京城权贵之一。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派上台,文革中整人的一派下台,刘传新在劫难逃。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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