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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紧跟毛泽东 砸烂公检法 刘传新最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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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67年7月23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公安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讲:“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从此,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

全国公安系统被砸烂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军官1人,军级军官3人,师级军官10人,团级军官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官,进驻公安部,接管公安部的权力。原公安部的绝大多数官员,被遣送到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开进公安机关,原公安机关95%以上的干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在砸烂公安机关两年多里,中国共有3.4万公安干警受打压,1200多人被打死,3600多人被打伤打残,1300多人被捕判刑。公安部5位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被逮捕,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尹肇之被隔离审查,后调任青海省长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被逮捕;徐子荣、王昭被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公安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43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北京市公安局1693名干警受打压,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斗争,78人被整死,96人被打残。浙江公安厅666名干警,298人被审查、批斗,88人被隔离审查,74受处分。前公安厅厅长王芳、时任公安厅厅长吕剑光等6人,被押解到北京,关押、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全都被审查过、打倒过,其中,45人坐过牢,17人自杀,或死在监狱里。

刘传新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

文革爆发后,北京市公安局经历了造反派的多次冲击,包括中央派的工作组搞的夺权运动。因形势变化太快,局势一直比较混乱,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管会主任、政委没有到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刘传新,便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大”。

1967年3月24日,刘传新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多月,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几个月后,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编造了两个材料,诬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彭真被打倒前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刘仁任第二书记),“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刘传新揪出成千上万“坏人”

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继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等31名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之后,又组织起一个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多卷,零散材料105万件,编造了《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焦昆定为“国民党CC特务”。

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通过这一番“折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前的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原北京市公安局官员“逮捕法办”。8月23日,刘传新将原北京市公安局的814名干警定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经过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的发表讲话说:“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刘传新镇压“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因悼念周恩来引发一场“四五”群众运动。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将它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作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这一次又冲到最前线,不仅组织全部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

清明节期间,北京市公安局干警在天安门广场偷记的115辆小轿车的号码,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北京市在“双追”活动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官员被触及者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刘传新因“双追”有功,受到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夸奖,说他“干得好”。

刘传新自杀身亡

1976年10月6日,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毛泽东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不久,北京街头出现《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接受审查。

1977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1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自知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害人太多,罪孽深重,不自我了断,也可能被判死刑,为了少受点罪,干脆一死了之。文革结束、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后,刘传新的一些亲信中,有17个整人特别凶狠的,没经任何法律程序,被秘密枪毙。另外,军管干部撤出后,军队对其中一些整人特别凶狠的,将他们押解到云南后,秘密枪毙。

刘传新等都是“替罪羊”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要打倒的最高目标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首先打倒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罗瑞卿当过10年公安部长。刘、彭、罗都在政法系统有很大影响力。因担心政法系统的人搞政变,毛泽东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毛泽东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很反感,曾经讲,北京市委是彭真搞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打倒彭真后,对北京市委“一锅端”,“旧市委”领导统统打倒。“旧北京市公安局”过去都是听“旧市委”的,这些人都有枪,留着太危险,自然也要“一锅端”。刘传新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具体执行者。

刘传新因善于揣摩、迎合毛泽东的意图,大受毛泽东手下的人包括江青、周恩来、谢富治等的赏识。刘传新主掌北京市公安局近十年,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等,成为京城权贵之一。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派上台,文革中整人的一派下台,刘传新在劫难逃。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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