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1916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1937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1949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6月1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