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隐瞒疫情数周后才发动的“抗疫”运动中，与“清零”宣传同样令外界印象深刻的，还有无所不在的大数据监控。而大纪元近期获得的内部文件，清楚地勾勒出中共抗疫中的大数据监控流程，显示出中国民众的言行、踪迹等几乎一切个人信息，都被中共以“抗疫”之名，悄无声息地纳入多部门的联合立体监控中。
自今年中国爆发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以来，大纪元曝光了中共的一系列内部文件，揭示出中共隐瞒疫情，以及假抗疫、真维稳的内幕。本文透过中共的内部文件和种种举措，抽丝剥茧，还原出中共“抗疫”大数据的流程。（文后附录大纪元获得的部分中共内部文件）
公安与疾控机构建立驻点联络机制：“抗疫”大数据第一步
例如大纪元获得了北京市卫健委6月18日印发市内各区卫健委等疾控机构的《关于建立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协调工作机制的通知》。
北京卫健委在通知中不但要求医疗机构、急救机构要与疾控机构做好信息沟通和对接，“要积极配合协助疾控机构做好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同时专门要求疾控机构建立与公安部门的“驻点联络机制”。
北京市卫健委在6月18日印发的通知，要求疾控机构建立与公安部门的“驻点联络机制”。图为通知截图。（大纪元）
该通知要求疾控机构：1.“要安排专人派驻市公安部门，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对接协作，确保24小时有人驻点值守”；2.“收到病例报告后，要将病例基本信息第一时间通报公安部门，实行双线运行，同时核查”；3.“疾控机构要与公安部门随时通报线索信息，及时沟通和反馈调查结果”。
事实上，公安对疫情流调的介入，还有其它通知可以证实。
大纪元获得北京市朝阳区卫健系统2月14日的一份电话录音文档。文件显示，卫健人员在通话中披露，公安大数据提供的密接（密切接触者）名单，民众无法查询。图为文档截图。（大纪元）
大纪元在5月份的一篇报导中曾经曝光北京市朝阳区卫健系统的一份电话录音文档，文档揭示了，疾控机构在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中，除了从医疗系统筛选出调查名单之外，还会收到公安大数据提供的、对民众保密的监控名单。
北京朝阳急救系统对接微信支付宝的背后
事实上，中共大数据监控的对象，远远超出了疫情流调的范围。大纪元曝光的内部文件揭示出，中共正在利用“抗疫”，加强它的全民监控大数据系统。
例如在北京市第二波疫情爆发后，北京市朝阳区卫健系统6月16日和22日的两份内部文件披露了，中共要求急救站等医疗机构推进“全网络成员单位微信、支付宝收费功能对接”。
朝阳区卫健系统在文件中称，推进急救移动收费系统（包括对接微信、支付宝）的背景是“提高我区院前急救综合服务水平”等等，但也承认了，真正的原因是“数据整合”。
尽管朝阳区的这2份文件并未说明“数据整合”的目的，然而大陆社媒上有传言指，支付宝、微信通过提供交易数据帮助当局锁定与北京6月份新发地市场疫情相关的35万人员。新发地市场内允许的支付方式包括微信和支付宝。
6月14日晚，支付宝、微信先后发表辟谣声明，否认提供过相关数据。
不过，时政评论员李林一推断说，中共推进急救医疗系统与微信、支付宝收费功能对接，显然不可能是为了帮助微信和支付宝发展业务；应该是微信和支付宝早已被整合进公安大数据中，如今中共再把急救医疗数据对接，就可以利用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数据，来监测疫情流调对象。
事实上，大纪元在7月初的一篇报导中（详情查看原文），也曝光过中共河北省多份内部文件，披露了河北两家商场因为监控民众不力、而遭中共内部通报。李林一认为，2家地方商场监控民众不力，都不被中共放过，微信和支付宝更不可能洁身自好、免受中共操控。
对此，李林一的看法是，中共“抗疫”大数据的第一步，是以医疗机构为突破口——即通过所谓“联络机制”，搜集医院上报的病例信息进公安大数据。
李林一指出，北京医疗系统对接微信和支付宝的本身，勾勒出中共“抗疫”大数据的第二步——即动用公安大数据，包括动用大数据分析、微信支付宝消费、手机定位、健康码监测以及传统的“天网”视频监控等种种手段，追踪个人的一举一动，筛选出需要监测排查的人员。
公安大数据第三步：推送重点人员
中共这种大数据监控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像习惯了隐私被侵犯的中国人所想像的那样无害。
保定市6月26日印发的《当前疫情防控重点任务责任分解》的通知，要求“三天内把推送的重点人员全部进行核酸检测”。图为通知截图。（大纪元）
例如河北省保定市防疫领导小组6月26日印发的《当前疫情防控重点任务责任分解》的通知，就直言“大数据核查不放松”，“三天内把推送的重点人员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而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6月26日印发的《关于开展新发地市场高危人群调查工作的通知》也明令，针对“高危人群”，“公安及卫生密切协作，共同进行入户调查”，其中“公安民警负责采取视频问询的形式”，而“属地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新发地高危人员咽拭子、血标本、环境标本的采集及送检”。
大兴区卫健委6月26日通知称，公安及卫生密切协作对高危人群进行大数据排查。图为通知截图。（大纪元）
大兴区的通知专门指出了，高危人员具体名单以公安摸排结果为准；且标本送检单上，要备注标明“公安大数据排查”。
换句话说，这种排查并不需要征得本人同意，由疾控和公安部门共同合作，入户调查，带有强制性。
大纪元还获得了北京第二波疫情爆发后，河北省保定市防疫指挥部6月28日收到公安大数据推送的人员排查信息——《关于推送大数据排查信息的函》。
河北省保定市防疫指挥部6月28日收到公安大数据推送的人员排查信息。图为文件截图。（大纪元）
该排查函称，“根据公安推送大数据信息”，刘某松、刘某龙、郝某红三人在疫情爆发期曾经去过北京（新发地），要求保定市防疫指挥部进行排查。
李林一表示，中共“抗疫”大数据的第三步，就是将大数据推送到防疫指挥部和政府各部门，实施对重点对象（或高危人员）的监控和管制。
大陆全民被中共监控的恶梦降临
李林一认为，中共的防疫大数据并非少数医学界人士所设想的、仅限于隔离防疫，实际上中共把立体化监控做到了极致，远远超出了疫情防控所需。
大陆自媒体6月份也曾披露了，6月11日北京爆发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后，部分北京市民的惊悚遭遇。据报导，北京多位市民既没去过新发地、也没新发地消费记录，却被当局通知要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政府人员告诉市民说，“只要从新发地附近经过，在那里停留、打电话或者开个软件，您都会被大数据抓取到，记录下来”。
另据外媒报导，在国内遭封禁的、推特等海外社媒上，中共发布推广视频，展示当局利用无人机隔空为居民测体温。外媒称，中共动用如此有“未来感”的科技，令许多西方网民感到难以置信；同时一些专家和中国民众对中共激进和全面的监控系统，越来越感到担忧。
据法广的报导，一位驻北京的德国记者，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文章讲述疫情期间的亲身体验，他说，只要外出，每天都要被“验身”数次。一日，他跟朋友约会，一路上手机的检测都是绿色，到了约定的饭店，绿色变为黄色，他只能乖乖回家自我禁闭，约会取消。如此这般，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被当局“不待见”的人士，以后至少都是“黄色人物”，不必劳驾警察登门，他们就自动在家面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