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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六四”前的硝烟——赵紫阳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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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事件之后,大部分的政改小组成员都被清洗:有的被判刑(鲍彤);有的去国怀乡(严家其,陈一谘和吴国光);有的被贬或转调到另一单位(贺光辉,陈福今等)。自那以后,各散东西的他们变得更直言,而且抛弃自一九八六年当政改讨论开始时就一起形成的那个信念——在一党专政下建立人道社会主义。即使是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可能因为已无所畏惧或不再担任任何职位,也可能对中共深深失望或“六四”惊醒了他,他全然抛弃了新权威主义而赞同西方式民主。

一、引言

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批准,国务院总理及后来的党总书记赵紫阳亲自策划的人民中国历史上首个政治改革一事,曾被详尽地记录于中国学者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由于吴曾是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和政改办公室的主力干将,作为此书作者的他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本次政改的来龙去脉,包括过程中的每一次会议和谈话记录,最后成稿的文字方案,和整件事的跌荡起伏逐一阐明,本书仍被公认为关于是次政治改革的最佳研究。但吴国光本身的亲赵背景以及他在“六四”后被迫流亡海外也隐约地带出了本书的一些缺点,例如吴在书中过分褒扬赵而且夸大了是次政改的西化色彩和民主倾向。严格而言,吴的书并非一本学术专著,而更多的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书中出现的某些地方,时间,人物及他们的话语仍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本书对一九八六年政改研究的原创性依然不容置疑。

正是在读后感到不足,本人决定跟进对赵紫阳政改一事的进一步调查。但本文并非对吴国光一书的简单补充,它完全是我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研究之结果。在整个政改事件中有三个悬而未决之问题:为什么邓小平选择在一九八六年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开始政改?在当时胡耀邦已经失势,而为什么邓又选择了同样来自自由派阵营的赵紫阳来领导政改?到底邓背后有什么动机来促使他开始这样一次有可能改变党国命运而且触发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都会在本文中一一作答。

有很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的发动。首先,邓小平想用政改来搞活经改,为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已走入瓶颈的经改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第二,政改不仅是经改的基础,而且能对简化党的官僚机构作出贡献。邓无疑想抓住这次政改机会来为中共动一次小型政治手术:包括减少中共集权;增强干部的工作效率;去除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鼓励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并从法律上保护他们在这过程中不受政治迫害。第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最高权力者毛泽东的政策,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共的声誉和统治的合法性,这些恶劣的遗风甚至流传至毛死后的八十年代。八六政改也同样可以视作继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防止毛式错误的再犯,重建中共权威和统治之合法性的又一个努力。

对于作为掌管经济的总理赵紫阳来说,自他一九八零年上台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令人感到满意,加上党腐和社会分化,他受到不少压力和批评,因而赵非常渴望抓住本次政改机遇来重建其声望。再者,赵充分理解邓小平为何选择他,而非胡耀邦,作为政改领导人,这意味着他已在某种程度上被确立为邓的接班人,这也解释了为何赵在其后胡耀邦下台事件中被谣传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也促使邓小平要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不想这些事在他死后同样地在中国发生:先是马科斯政权在菲律宾的倒台;接着是南韩大学生对威权主义总统全斗焕的示威游行;然后是台湾的民主化和海地独裁者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流亡他国;以及东欧巨变和前苏联的“公开性”。再加上当时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的呼声,和西方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极高期望,在在都令邓希望在一九七八年后极为成功的经济改革后,来一次同样成功的政治改革。

一九八六年由赵紫阳领导的政改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它的过程可看作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其间包括多个全国性学生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的下台;十三大的召开;和一九八八年的价格改革都一一出现。是次政改开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但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束日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前,政改小组已经完全停止运作。当“六四”事件发生和赵紫阳随之被清洗后,绝大部分政改小组成员都陷入政治麻烦,有些甚至被监禁从而失去人身自由。政改小组长达两年半的运作完全是在暗箱作业,其间中国传媒没作任何报导,中国人民对此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正因为赵紫阳与李鹏,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中共保守派在政治,经济上的争吵,以及与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上的分歧而令赵的政治下场异常悲惨,所以有几点在这里值得提出质疑。首先让我们比较赵紫阳和其前任胡耀邦,两人都因类似原因而垮台,但胡在下台后的处境和待遇远比赵来得宽松和人道。任何人在此都不禁发问: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两者有如此不同的结果?要知道,在八六到八七的学运期间,胡的处理手法与赵在八九年时惊人相似。他们同样地同情学生的要求;默许知识份子对党的批评;承认中共内部确有严重问题和需要变革;以及从一而终地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学运。由此可见,赵的下场比胡来得悲惨并非仅仅因为他与其他中共领导的意见不合,或对学运的软处理手法。依我之见,是赵在一九八六年底开始领导的一个致命项目——中共党内的政治改革,才真正令他于短短两年间由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到中共的千夫所指。政改一项触动了邓小平的政治神经(尽管他最初认可政改),和引发了保守派对赵的憎恨。它的失败不仅导致了赵的失势,而且令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共改革一代被连根拔除。我们记得当胡耀邦在八七年失去权力后,他的绝大部分改革派同僚仍旧在党内保持原位;而随着赵紫阳在“六四”后被清洗,几乎整个政改小组成员全被中共扫地出门。最重要的是,胡下台后仍被保留一定的政治权利;相反赵在八九年后一直处于被监禁状态直至逝世。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探讨一九八六年政治改革的重要程度,敏感性,和致命后果。以下章节逐步铺开是次赵紫阳领导的八六政改的起源,过程;它为何失败,和怎样失败。

二、政改起源

一九八四年九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召集了一帮年轻的自由派经济学者在浙江省的莫干山开了四天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是为即将到来的城市和工业改革作准备。要知道,中国自一九七八年到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成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一批生产效率和利润低下的重工业,却要进一步的经济手术才能让中国达成现代化。此时的莫干山与会者不仅探讨如何在中国提高生产力和工业现代化,还对整个管理体制,包括废除“铁饭碗”;“书记责任制”让位于“厂长责任制”;以及引进竞争机制和以市场调节代替中央调控。以上的讨论令本次会议被视为不仅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催化剂,而且更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起源。

在一九八六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几次由各界知名学者,如苏绍智,严家其参与的关于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的研讨会。所有学者不仅在会上踊跃发言,而且还各自提交了学术文章。尽管本次学术会议并无任何中共高层领导参与,但它备受党内开明派,如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的关注。而当时中国最高实权领导人邓小平则对“政治改革”这个热门话题态度暧昧。表面上,邓对政改持积极态度。自一九八零年以来,他在多次公开场合里表示,中国的改革还应包括政改,而没有政改的辅助,经改无法成功。而邓对此的更深感受则来自于一九八七年四月,胡乔木,薄一波等中共左派发起的作州会议,该次会议乘着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下台之机而炮击邓的经改及鼓吹中国应走回毛式社会主义之路。作州会议对邓冲击甚大,邓感到党内保守势力极大,足以摧毁他在一九七八年以来所付出的心血,现在是时候灭一灭他们的气焰了。

由于在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刚刚下决心搞政改之时,他的内定接班人和当时的党总书记胡耀邦还未因八六年底的学运下台,但邓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时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主管政改专案。因为赵的职责范围是经济领域,而胡原则上是主管中国最高层的一切政治事务。此举无疑令人联想到即便在八六学运之前,邓已对胡起疑心而有意提携赵取代胡。对于邓为何不自己亲自操刀政改这样事关重大的项目,其实问题不难理解。邓充分明白到在中国拜占庭般错综复杂的政治世界里参与共产党结构改革的风险。找一个人出面替他行事,以便在出错的时候让这个人成为他的替罪羊是邓一贯以来的作风:从与华国锋的争权到胡耀邦的下台;从八八年的价格改革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便是邓的风格的最大明证。这一切都不难解释为何自一九七八年邓掌中共实权以来从未正式担任任何党国要务(中央军委主席除外),而一直满足于“垂帘听政”。

在一九八六年七,八月间,每年一次的北戴河中共最高层会议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李先念,陈云,彭真和杨尚昆等人,进行了人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共领导人之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讨论。会议决定在九月份由政协常委会组成一个五人小组负责起草政改大纲。五人小组由三位开明派人士(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和两位“老革命”(薄一波,彭冲)组成,小组领导人是赵紫阳。

赵紫阳随后在年底给邓小平呈递最初的政改大纲过目,但由于当时的学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令邓神经过敏,他因而对初稿的一些内容,例如政治上的制衡(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提出反对。赵在八七年三月再度修改,但邓又再否决。几经波折,最终的定稿在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七届十二次政协常委会上以多票通过,而这定稿在随后十月举行的十三次党代会上成为赵紫阳的开幕致词的一个重要部分。至此,政改大纲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幕前。

在十三大这篇重要的开幕致词上,赵紫阳成为人民中国历史上首个党总书记公开确认对中共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但赵在开幕致词上的政改部分与其是一个具体而详尽的方案,不如说只是一个粗略的大纲,简短地勾画出政改内容的轮廓。政改大纲总括起来有七个方面:(1)党政分开(或党政分工);(2)下放权力到基层;(3)改革政府官僚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在此我们不要忘记,这里的政改方案绝非即将要实施的政改内容,而具体的计划书远比这篇讲话来得意义深远和复杂。

三、政改过程

在制定了政改大纲后,五人小组似乎停止了运作,而在整个政改策划过程中,赵紫阳更倚重于自己身边的一帮智囊团成员,正是由他们作基础而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少的政改小组。为何赵在这个如此敏感的项目上依靠一群非中共正统官僚来为自己出谋划策?答案似乎不难找到。首先,赵与其他中南海老人不同,他在一九八零年因邓小平提携入主中央前,一直在全国多个省份担任各种党务要职,赵先天性地缺乏中央官僚的关系与背景。其次,无论是十三大前的国务院总理或十三大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的官衔不仅受制于邓,而且也受制于中共左派。为了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力职责和保留更多的主动性,赵因而拓展了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以外的智囊团来为自己效力。该智囊团的最大特点是:他们都是年轻的改革派人士和知识份子;他们有赵总书记做保护伞策动对各种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他们可以绕过一切繁琐程式直接把自己的意见和基层事务反映给赵。

在长达两年半的政改过程中,作为中共最高实权领导人的邓小平从未公开过问政改进程,也从未公开参与政改小组的各种研讨会(尽管私下他极为关注)。作为政改领导人的赵紫阳则经常参与政改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和作出各种指示,但他在此期间从未对各项议题下达最后决定。

有两个人(他们都是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在起草政改方案和整个政改讨论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是赵的秘书鲍彤,他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副部长;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者严家其。他们两人负责政改的理论构筑和各种研讨会的组织安排。但自从严家其和他夫人高皋合著的作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一九八七年被官方查禁后,严便被停止出席所有政改会议并最终完全退出政改小组。事实上严的退出是因为他对政改持有更激进和更西化的立场,这立场与鲍彤和赵紫阳的“中庸”不可调和,并最终导致双方决裂。

除上述两人外,按吴国光的说法,政改小组大约还有四十个成员,而该小组并非隶属于赵紫阳,而是隶属于中央政府。[2]除了鲍彤,周洁和贺光辉外,绝大部分小组成员年龄介乎三十至四十,而且都在文革后上大学。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例如科研机构,大学,报社,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其中大部分在加入政改小组前已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小组成员的吸纳并非一次性,他们的到步时间先后有别。而其中的选拔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的中共官僚选人制,按照政改小组的性质,任务,把其他单位有关人士分配其中,例如陈福今和李丹钢就是这类。另一种是由政改小组成员提名,并最终得到赵紫阳的认可,例如严家其和吴国光的录用就是得益于鲍彤的推荐。

政改小组全部成员都是中共党员,他们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尽管大部分成员的聘用是根据他们的能力,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到来完全因为政改小组看中他们过去的经历,关系和家庭背景(有些人是中共元老的后代),能为日后的工作提供便利,而这种情况在中共的精英体制下实属正常。另外,赵紫阳的智囊团和政改小组绝对排斥体制外的激进知识份子,例如方励之,陈子明,和王军涛等人,就像他们排斥保守派一样。对于赵及其随从来说,上述这些自由派人士的加入不单会危及政改,而且还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和前途。

一九八六年开始的这次中共政改行动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一九八六年九月到一九八七年十月的十三大为止;第二阶段由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的春夏学运前。在这段时间里,政改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收集与政改有关的阅读材料,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术类读物,和邀请各界学者,官员,海外华人,外国专家出席由赵紫阳主持的上百次研讨,座谈会。十三大后,政改小组将其名称由原来的“政治改革办公室”改为“中国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请注意以上两者(“办公室”和“研究室”)在中文语义中的区别,而改名后的“研究室”意味着该组织着重于纸面上的研究,而不再是一个处理日常实际业务的办公地点。尽管经历过无数次理论讨论,政改小组仍未能在最后提交一份完整具体的政改计划给邓小平,主要原因是因为遇上八九年的“六四”。

综观历次研讨会,政改小组主要讨论了以下的内容:党政分开和减少两者间职责的多余重叠;干部制的改革,包括干部专业化,任人唯贤并以选举产生,并且引入西方的公务员制;加了强法制建设,加强党风和严惩贪污,包括引进民意调查,电话投诉热线和北欧的独立检查官制度(Ombudsmanship)。政改小组还就工会制的建立;是否给予中国媒体和文艺界更多自由;鼓励知识份子参政;加强一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等等,交换了意见。

如上文所述,有两大派别在政改小组中产生分歧:鲍彤和严家其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人物。鲍希望中共变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得民心的列宁主义政党,他参考的对象是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明治维新——一个极佳的由上而下的改革案例。但严的立场则完全相反,他迫切希望中共摆脱任何形式上的威权主义作风,包括明治维新这类的改革。两派的冲突不可调和,导致一九八七年的分道扬镳。

小组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拟定一份全面的政改方案,但它的内容却模棱两可和充满矛盾。政改的第一大内容是党政分开,但实际上邓小平并不希望党政真的分开,因为在他眼里,中国共产党应拥有对国家,政府所有事务的最后话事权。即便赵紫阳有意想将中共由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庞大的官僚体系中解脱出来,以便让其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和制定长远计划。但邓理解到党政分开必然最终削弱党的权力,因此他大力反对。小组有些成员因此折衷地提出党政分开只限于基层,而在高层中仍是党大于一切。但十三大上的政改报告最终只是含混地表示,所谓党政分开其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党的权力而非削弱它。[3]

第二项内容是中共一党专政下的多党合作。但赵紫阳在政改中显然只想把各种小政党作为“民主”装饰而抬出来宣传,因为即使中国各种小党派在一九八八年已发展至多达一千九百个,但他们在成员人数上无法与拥有四千四百万党员的中共抗衡。[4]十三大后即使对小政党的参政大门有所放宽,但他们仍无法与中共一争天下,而且他们的存在完全由中共说了算。另外,政改小组还提议新的法制系统:以法治(rule of law)代替人治(rule of man)。但中国在这方面有一自相矛盾之处,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权以来,所有在中国大陆实施的法律都由中共制定,最终的解释权也归中共,法治在一党专政下永远都只能让位于党治或人治。讽刺的是,政改里有些项目仅是在赵于一九八九年下台后才得以贯彻,例如把干部制逐渐转变为西方的公务员制。有时候政改小组的会议谈论之话题根本与政改无关,他们在讨论经济改革和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尤其是在一九八八年价格改革引起混乱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政改小组的所有会议由始至终从未谈论改革全国人大和引进议会制,也从未涉及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协商委员会。毫不奇怪,因为以上这些改革无论对赵紫阳和邓小平来说都过于激进。

四、结论

赵紫阳曾多次声称其一九八六年的政改是人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政治结构改革,不过从其内容看来,它与其说是一次彻底的政治手术,不如说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行政改革而已。赵的政改本质上是一部如何提高党的工作效率,简化官僚机构,和削减臃员的计划书。它与引进西方民主政制,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风马牛不相及。说穿了,赵在政改里根本上要做的事是在中共官僚里的反腐败。因为自一九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化经济已与权力完美地结合起来,被各个基层干部所利用,并已经渗透到了中央,赵紫阳和邓小平想借政改来遏止这股势头。但人民中国史上历次反腐运动都只是一阵风——来又快,去又快,一九八六年的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毫不奇怪,在赵于“六四”被扫地出门后,中共官僚的腐败和人浮于事仍一如继往,赵的努力完全是白费心机。

尽管赵的政改是在邓小平的严密监控下,并要其维护中共的绝对专政地位和不留任何余地给西方民主政制,但赵的方案在人民中国史上仍可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无论怎样,一九八六年开始的政改无论在党内或党外都不受欢迎。对于中共保守派来说,赵的方案简直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是一个为了削弱他们地位的“阴谋”。“政治改革”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知识份子而言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体制内知识份子眼里,唯一能促进中国政治演变的是加入中共——一条古已有之的士大夫传统。但对于体制外知识份子或异见人士而言:“民主并非由上至下的恩赐,而是由下至上的争取;所恩赐的必然要被收回,所争取得到的必然永远属于自己。”[5]后者的声音尤其来自方励之和王若望等人,他们并不期待这个政改会走得很远,而且认为它并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民主的探求。当方励之听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关于政改的报告后,他这样提醒香港记者:“毛泽东的某些演讲甚至比这更动听。你们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6]赵的政改小组由始至终对方励之的批评置若罔闻。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一条鸿沟横在体制内知识份子和体制外知识份子之间,这条鸿沟的裂痕越来越大,两派人马从不沟通,各自为政,这种不信任在八九年的天安门惨剧中表露无遗。

尽管政改小组里的重要成员吴国光在关于赵政改一书中,高度赞扬赵紫阳尝试结束专制和开始多党制的构想,但正如Merle Goldman所言:“这些描述以夸大政改方案的民主倾向来取得海外对赵的支持。”[7]当赵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他对是次政改的看法时说:“政治改革不是为了讨论中共是否继续成为执政党,而是讨论中共怎样治理中国。”[8]这种出自赵之口的定义已经显示了政改的性质——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对中共官僚机构的合理化整顿,与民主政治无关。一九八六年的政改是为了稍微放松对人民的控制,但无意放弃一党专政;让人民适度参与政治,但绝不让他们拥有最终决定权;加强党的威信,而不是去削弱它。赵的政改不仅为了提高党的效率,而且也为提高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免疫力。在政改小组工作之前,作为小组领导人的赵曾对新闻界承诺,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改革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些话不仅是对左派指责的反击,也是为了向邓小平显示忠诚。对于赵而言,政改的终极目标是制度化,而非民主化;而政改方案里多次出现的“民主”一词只是一个为达到加强党专政目的工具。社会主义在赵的眼中只是一个仁慈而理性的列宁主义模式。

赵紫阳的政改纯属纸上谈兵,他从未将方案具体实施,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本次政改还未开始也未曾失败(除了赵本人的政治生涯失败外)。尽管如此,但一九八六年的政改确实触及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等敏感话题,和对党内官僚既得利益提出挑战。当政改准备全盘付诸实施时,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学运令这想法落空,政改方案里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在天安门事件后被左派利用来加罪赵紫阳。

本次政改是一个两难选择,“是一个为推倒共产主义政权并以多党制取而代之的长期任务,抑或一个仅仅为了提升中共统治效率和合法性,而令它存活千秋万代的改良方案?一些知识份子希望的是前者,而邓小平则看中后者。”[9]赵紫阳的想法则介乎两者之间,他希望建立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政体(authoritarianism),但如果他真的成功了,我们可以预言中国有可能沿着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前苏联之道路走下去,准备迎接中国共产主义彻底崩溃的那一刻。

这里需要指出,有一样东西是本次赵紫阳政改的副产品——“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它却在吴国光的书中被故意掩盖。新权威主义是在赵紫阳的默许下,由他的智囊团同时也是政改小组成员(主要为鲍彤和吴国光等人)推动。赵对这个政治理念的拥戴充分显示出他并非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是一个典型的对儒教之“明君”的推崇人。新权威主义是两位年青知识份子的发明,分别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张兵九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成员吴稼祥,他们都是赵的心腹和智囊团成员。此概念最早冒起于一九八六年,而在一九八八年它已在中共党内街知巷闻。

新权威主义的实质是为了把政治上的个人独裁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原则相结合。首先,赵紫阳希望籍此重建党内在建国初期(1949—1957)盛行的“民主集中制”,但这“民主集中制”与民主无关,它纯粹是指在一党专政下的“协商”而已。其次,新权威主义把“权威”二字押在赵紫阳,而非邓小平或其他党领导上,它明显是一个赵的智囊团用于对抗其对手,例如李鹏和其他中共左派,的工具。最后,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反对苏联东欧式的政治民主先于经济改革,强调中国需在温和的强权领导层下先把一个经济繁荣的目标实现。其理由很简单: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一个庞大的文盲阶层;以及民主传统的欠缺,令民主对现时中国而言是一种奢侈,它的实现应推至遥远的未来。智囊团甚至强调,现时对中国改革最大威胁不仅来自中共左派,而且也来自党外的西化分子,因为民主的过早引进只会在当代中国引起混乱。

赵紫阳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甚至引用南韩,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作例子,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时拥有经济上的高度自由和政治上的强有力控制。有智囊团成员甚至拉出当时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指出戈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新权威榜样——用自己的全部权力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进行体制上的改革。

中共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对新权威主义一词持蔑视态度,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情况无法与中国比较,因为前者基于多年来的西方殖民地统治而拥有更多的民主元素。体制外知识份子更加对赵紫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一说嗤之以鼻,因为无数例子已充分表明一个所谓的“专政明君”很可能在最后变成另一个独裁者,或者由于这“明君”的改革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而被围攻导致下台(这点不幸被稍后赵的下场而印证)。异见人士定义赵的这套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开明的独裁,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新式专制,其目的并非西化,而是东亚化。体制外知识份子对新权威主义的不满发泄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民运,他们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专权。但与学生们的动机不同,知识份子并非针对邓小平和李鹏,他们的目标却是令人极度失望的赵紫阳——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本应是致力于提升党内民主,加快政治改革的开明派人物,就像生前的胡耀邦所做的一样。

在“六四”事件之后,大部分的政改小组成员都被清洗:有的被判刑(鲍彤);有的去国怀乡(严家其,陈一谘和吴国光);有的被贬或转调到另一单位(贺光辉,陈福今等)。自那以后,各散东西的他们变得更直言,而且抛弃自一九八六年当政改讨论开始时就一起形成的那个信念——在一党专政下建立人道社会主义。即使是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可能因为已无所畏惧或不再担任任何职位,也可能对中共深深失望或“六四”惊醒了他,他全然抛弃了新权威主义而赞同西方式民主。赵不再认为只有开明的中共一党专制加上一位开明的党领袖才能救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说,政改和学运的失败令他抛弃了他大半生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赵紫阳的政改绝对不是为了引进民主,但它的实行确实会给中共的集权带来一定的分化,从而给保守派留下借口日后对赵进行报复。另一方面,是次政改的局限;它的非民主化;以及其副产品——新权威主义,都令西化的中国知识份子极度不满,这一点也成为他们在六四之时走上街头与学生一起抗议中共的原因之一。与赵不同,胡耀邦在其任内(1980—87)从未领导过任何政治改革;如果不是八九年北京之春之前的这次政改,知识份子很可能不会加入学运行列。实话实说,没有一九八六年的政改风波,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下场就像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样地温和收场。

【注释】

[1]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新华网)。

[2]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35。

[3]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新华网)。

[4]James M. Ethridge,China's Unfinished Revolu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 since Mao(San Francisco:China Books&Periodicals,1990),36.

[5]Fang Lizhi,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Writings on Science,Culture,and Democracy in China,trans. James Williams(New York:Knopf,1991),130.

[6]Richard Baum,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223.

[7]Merle Goldman,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33.

[8]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151。

[9]Benedict Stavis,China's Political Reforms:An Interim Report(New York:Praeger,1988),61.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民主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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