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譬如，2018年开启的贸易战，最终决定这一冲突走向的，却只是中国对美农产品的购买，中国只需要收揽不到2%人口的美国农民，就可以对白宫的贸易政策促成重大改变，这实际上超出了诸多人士的预期——这些人此前普遍认为，特朗普总统的雄心壮志将绝不止于此。
再往后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当特朗普的疫情控制成为灾难后，那么他就必然走向甩锅中国的政治道路，这是政治上无法避免的灾难性结果。使得中美1月蜜月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
身处这样剧烈变化的氛围，当我们国家应对中美风险的时候，绝不能仅仅基于事后行事，更要在灾难出现之前，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对政府、民众的冲击，避免不可挽回的灾难。
2020年3月疫情地缘冲突泛起之后，深知中美冷战不可避免。特朗普要为了选举，必然极力采取激进的反华政策，而HK的九月立法问题，则使得中方不得不采取措施，这将带来美国为首之西方剧烈反应，双重叠加下，冷战的大幕就会徐徐拉开。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高喊口号，迎合舆论，确实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利用中美冲突赚取左右分裂日深人群之钱财。他们绝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国家，探知“西班牙风险”、“布拉格风险”、”南印度支那风险“和”阿富汗风险“，避免致命灾难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国民幸福，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贡献。
西班牙风险：指1807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使得欧洲各国恐惧拿破仑，并逐渐联合起来消灭了拿破仑，拿破仑战败后回忆入侵西班牙乃是其最大错误；
布拉格风险：指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使得西方列强不再信任德国，并在德国的后续外交中坚决抵制之，进而引发了1939年8月但泽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
南印度支那风险：指1941年7月日军进入法国控制的南部印度支那，尽管当时这个行动看起来很正常，但却导致了英美竭嘶砥砺的反应，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和贸易，迫使日本不得不走向战争；
阿富汗风险：指1979年苏联入侵原本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阿富汗，结果遭到欧洲、美国、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强烈反应，进而陷入外交孤立和地缘灾难，这招致了苏联的崩溃；
至于有时候个人说话不计言辞之委婉，那是没有办法的，毕竟，真正的现实主义爱国者重在言到而非曲迎，被粉红派误会也属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对美外交风险，不是国家民主化就能避免的。
1940年，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曾经与日本高层内田伯爵有过一段很引人注目的谈话，说的是，格鲁宣称美国在东亚要捍卫民主和人权，所以不能不反对日本的侵略，美国大使说完后，内田伯爵笑了，他说，
“相比于蒋介石，日本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的人民有自己的选票，我们大部分的议员需要参加选举，我们的政府不能忽视选票，美国凭什么说帮助独裁的蒋介石就是维护民主呢？”
内田说完，连格鲁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因为他也知道，真正使得日美关系恶化的，并非民主不民主，而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民族骄傲与贪婪的西方秩序之对撞。
所以，就像当年日美关系恶化一样，中美关系的恶化，绝不是中国所谓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恶化，乃是双方对各种诉求合理性不同的理解所致。
中国任何一个人（包括台湾国民党），都认为南海是中国人的，中国有自行处置的权利。但美国却认为南海航道生死攸关，不容落入其他大国军事控制之下。
中国任何一个人都认为，hk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有权利处置之，但美国却认为主权和治权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这一百年来，自五卅运动开启之收复租界治权运动的最后一步，当年的国民政府也是因为租界治权问题与英美关系急剧恶化——直到抗日战争后才真正好转。这种情势并不鲜见。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民主不民主，中美关系的恶化是难以避免的，当一个民族主义大国走向强盛，就必然会以民族主义的观念改变世界，虽然中国只是认为自己恢复旧物，但世界未必能够理解这一点。
后发民族的修昔底德陷阱，恰恰就是如此。而“搁置争议”之旧训，虽然缔造了中国的崛起，但本身如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一样，具有强烈的反身性，最终被自己国民放弃也是民族主义浪潮下的历史潮流。
四、美日历史教训：中美如何避免战争？
1941年7月，当英美封锁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恐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通过这段时间网上的文章来看，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对美开战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急欲挑战英美的"霸权"，但却缺乏昭和时代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或者说他们试图在正面挑战英美的同时，却幻想英美不敢对中国施加类似于1941年7月日本那样的残酷制裁，实际上，这样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外交问题上，最容易酿成不可挽回错误的思维就是，总是倾向高估自己的胆量，同时刻意低估敌人的决心，特别是面对的敌人比自己更强大（或者敌人认为自己更强大）的时候，尤为如此。
从5年前开始，我就常常推荐很多体制内涉及外交部门的朋友，多多阅读《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长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和《中日战争中的日英关系》这四本书，目标不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与西方战争的话。
在这四本书里面，集中阐述了外交工作的细节。即一个在远东无可置疑的"霸权"国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遥远的英美不远万里与之决裂，并走向战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外交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华盛顿最亲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从维持对日贸易变成了力主对日禁运的强硬派，伦敦那些最亲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莱琪，如何从日英亲善的拥护者，最终变成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鹰派？
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切外交灾难的源头归结于日本精英的无能和傲慢，实际上，日本精英并不愚蠢，无论是他的军部领袖，还是他的外交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近卫是日本贵族精英中最优秀的人才，西园寺最杰出的学生；佐藤贤了、白鸟敏夫从小都是顶级学霸，智商超人；松冈洋右学贯中西，闻名东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最顶级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们的领导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对美战争的边缘，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珍珠港。
我们也绝不能将英美政客视为战争疯子，蓄意挑起战争，以毁灭日本，实际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极端害怕与日本的战争，他们恐惧对日战争，但他们依然走向了战争。所以，双方对战争的恐惧并不足以避免战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东亚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证，大英帝国绝无与日本开战的企图，英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始终抱有如一的深情，请您务必转达我的善意。”
——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见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
“对日外交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以避免战争为第一要务”
——1941年3月，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霍恩贝克
然而，历史的渊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将超出任何人的主观祈愿。
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讨论日本远东问题的会议上，美国是最不愿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当武汉胜利后的近卫内阁宣布在中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就开始向蒋介石政府发出第一笔贷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对立面；1939年，当日本军队占领海南和南海岛屿的时候，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40年6月，当日本外长广田宣布对南洋享有天然权利时，美国发动了对日本第一次禁运；1941年7月，当日军进入印度支那时，英美对日本发动了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当对美谈判无法成功之后，日本最终发现，他只能走向战争。
从1937年11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历史洪流的改变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这些年来，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时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终迫使日美走向决裂的那个节点——譬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杀日本的ABCD联盟的？以及哪项事件促成了这个原本只有对话机制的架构变成了实际军事外交协调？更重要的是，哪项事件促使英美下定决心不惜巨大代价发起对日本的毁灭性禁运？——要知道，英美对日石油禁运后，英国远东油企、荷兰印尼油企、美国西海岸油企几乎全部濒临破产，并面临着日本海军的攻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济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