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结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业绩，反腐败应该是他比较得意的。因为他靠反腐败赢得了民意，也集中了军队和政府的权力。在习近平的反腐浪潮中，已有一百余万官员被席卷，上到大老虎前常委徐才厚、郭伯雄，下到小苍蝇社区主任。习近平的反腐遏制了中国官员的腐败吗？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给出了回答。
8月11日，赖小民贪腐案件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赖小民被控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7.88亿元。中共官媒体称他的腐败有“3个100”的特点，那就是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和100多个情妇。办案人员在赖小民的几处房产里，搜出共计2.7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总重超过3公吨，打破了中国官员被搜出现金最多的纪录。
在赖小民之前，中国官员受贿最高纪录由前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保持，他受贿折合人民币10.4亿元。
为什么习近平的铁腕反腐不仅没有让官员收手，相反越反越腐？这些官员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视死如归，前赴后继。2013年李承鹏的文章《看着史书，却不相信爱情了》，通过讲述中国反腐第一人朱元璋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由于文章发表于7年前，为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腐败，我进行了修改。下面，我们就穿越历史，走进1368年的大明朝吧。
那一年，朱元璋站在应天城高高的台上，感慨万千。从此，那个朱重八不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将如日月照耀华夏。
这个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帝国最资深的叫化子，不能忘怀当年正是贪官污吏让他流离失所，父母差点死无葬身之地。他心如明镜，官场贪腐让横扫天下的大元朝瞬间崩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大明朝一尘不染，一定要让官员清正廉洁，让他们不能贪，不敢贪和不愿贪。
那一年，他四十岁。他精力充沛，侦察和分析官员异常财务状况时像一部云计算机。他肃贪苛细，宣布凡贪污60两以上银子的官员将被剥皮揎草，杀得兴起，干脆下令“不足60两也杀掉”。在《明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亲任纪委、监察委书记的他办过的案子：“收贿袜子一双、鞋两双”、“书籍四本、衣服一件”、“围脖一个、网巾一个、圆口衣服一件”，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收破烂的。
一方面出于叫化子护食的本性，另一方面，贫苦出身的他认为乱世就得用重典。杀、杀、杀。他成立了亲军督尉府，就是后来人们在影视剧里很熟悉的锦衣卫。又启用检校，那些军人、官员、太监甚至和尚的职能很像现在的纪监委或者巡视组，四处打探官员的负能量传闻。一经查实或不经查实，就会迅速砍掉那些官员的人头。
朱元璋花了十五年率兄弟们打江山，花了十五年杀掉五万贪官以稳住江山。可贪官越来越多，那时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官员正在庭上牛逼哄哄审问犯人时，忽然被一拨更加牛逼哄哄的锦衣卫冲进来抓走，弄得下面跪着的犯人也莫名其妙。由于官员抓的太多，官员严重短缺，只好留用一些犯了事的官员让其戴枷办公。主审的官员和被审的犯人一样戴着枷锁，官员后面站着监视他的锦衣卫。别说，这些官员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审理案件一丝不苟。庭审结束，下堂自动“通商宽衣”趴到凳子上，让锦衣卫打自己的屁股，并且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600年后，我们看到同样可爱的景观：早上在报纸上看到市委的李书记严厉批评官风不正，晚上就在微信得知李书记已被纪监委带走了；刚刚看到纪委的曾书记抓了贪官，不一会儿曾书记就因涉黑被“双规”了；有一个区肃贪，被立案查处的干部多达81名，更由于常务副区长、副区长及原区委书记在内的3名主要领导涉案落马，查处干部太多，导致通报大会上，被抓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
还是让我们回到明朝。话说贪官屡抓不绝，往往早上抓了三个，晚上又出现五个。资深叫化子朱元璋决意祭出法宝，群众路线。那时还没有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仅限于内阁，他就向全国普遍发行了《大诰三编》，在《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里，他宣布：那些官员都是傻缺，现在我要动员德高望重的老人和见义勇为的豪侠们来帮我举报官员。后来更规定：任何一个百姓可以直接冲进官府，捉拿不满意的官员，当官的若敢阻拦，则“夷诛全族”。于是通往首都的路上，常见一群群老百姓押解官员前往南京的盛况，活像黄金周旅游，那些当官的甚至下跪向百姓求饶，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群众路线够彻底，视觉上也有种大革命的波澜壮阔。可是官员们仍然贪污，变花样儿贪污。
朱元璋郁闷了。而且新情况出现了，一方面全国书生们如过江之鲫报考公务员，另一方面，人人自危的京官们每天上朝前要站在家门与妻儿含泪诀别，哪个亲戚欠了钱未还、房契在哪儿、下一代往什么方向培养、小升初找谁走后门。谁也不敢肯定这天上班之后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压力山大，明朝的一些官员普遍得了抑郁症。有的真抑郁，有的装疯。那时并没有太多高楼以供官员跳下来，割静脉自杀的法子也还没有流行开来。有个叫袁凯的监察御史为了保命就装疯，他装疯的办法很有创意，那就是吃屎。不仅吃，还吃得津津有味。
从转世来看，六百多年后的官员就是六百多年前的转世僵尸。看，龙岩的镇长又上吊了。而之前，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洛阳公安局纪检书记张广生跳楼自杀，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卫生间上吊自杀。
好吧，还是让我们回到明朝。朱元璋真心郁闷，俸禄虽被抱怨不够养师爷，但你们又为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虽说杀掉一些官员是为铲除异己，但很多官员的确贪腐得不成体统。听听那些刑罚：挖膝盖、抽肠、用开水淋再用铁刷子刷、铁钩把人吊起风干，什么《电锯惊魂》弱爆了。朱元璋那张瓦刀脸快形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法数行而辄犯，奈何？”。为了几个破钱，丫们真的不怕死么？
一个叫桂彦良的大臣却发表了忠诚却相当二百五的意见：“用德则逸，用法则劳。”陛下该鼓励道德，树立官场道德模范。朱元璋深以为然，开动所有国家机器宣传道德，极品道德文章“八股”也在这时集大成了。他这么推理，把圣人思想像软件一样植入未来官员的脑子里，官员有了中国梦，国家自然昌盛。这个推理影响久远，连后来推翻它的“清朝”也效仿。
中华帝国只相信两样东西：一是道德，二是酷刑。可从逻辑上，如果道德对约束官员有用，要那些下三滥刑罚干什么，如果酷刑是灵丹妙药，乡试、殿试何不考《论剁去贪官手脚、耳鼻制成人棍置于酱缸是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至少字面看上去更有震撼力。
朱元璋从未想到过“法治”、“宪政”这些玩意，也不知道差不多在他决定玩死贪官的时候，一个叫英国的地方有下议院了。它不知道，锦衣卫、东厂、检校这些并不是监督，而是监视，而监视只会让贪官更狡猾、更坚定地朋党结私，形成连皇帝也撼不动的利益集团。
总之，这个精心设计的帝国亡了。在它亡之前，有一个被人忽略的情节：1583年，万历皇帝在会试时出了一道匪夷所思的题目：朕越励精图治，官场却越腐败、法纪越松懈，到底是朕缺乏仁爱，还是太优柔寡断呢？在神圣的全国统考时居然出这样的题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见万历皇帝对吏治真是愁死了，憋得把本该给贵妃娘娘的私房话都透了出来。
多年以后，红朝拥有了百万纪检干部，平均一个纪监干部监视八个官员。这比大明的锦衣卫和检校还要多。外加中央巡视组和中央督导组，就是八府巡按的套路。有些官员听说巡视组督导组驾临，前列腺都吓得掉裤裆了，连忙背诵贺电的《平安经》“受贿平安，行贿平安，双规平安，留置平安。”每天上班前，都深情回眸一眼平日爱搭不理的黄脸婆，还不忘说一句真美。
虽然不再四书五经六艺，但要坚持“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世界上最神奇的道德就是，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刚跟女孩做了“红楼梦”，就赶忙向习近平感言“中国梦”。和明朝的贪官别无二致，他们被抓之后总爱玩这感恩呵梦想呵这些调调，仿佛只是误入红尘，内心还是小清新的。
不同的是，明朝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当今是：诰命夫人被判死缓，银行行长被判死缓，法院院长被判死缓，公安局长被判死缓，省委书记赵正永果然也死缓。在争论是否“废死”时，我们只好调侃“不是取消死刑，而是取消死缓”。但认真你就输了。就算回到大明，抽肠、凌迟、、开水淋再铁刷子刷、钩起来风干。把惩治贪官变成一个制作腌卤食品的过程，也不会吓跑贪官。
算了，不说影视，说明朝。《万历十五年》开头，黄仁宇先生专门写到1588年事情，英国大破西班牙无敌舰队。他没有提到的是，整整一百年后，也就是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诞生了，原本也贪腐、朋党、专制、国内形势乱七八糟的英国开始君主立宪，聪明地用分权、宪政、监督等手法治理国家，成为一时世界霸主。而此时，中国的政权已移交到了“清”，清仍延续覆灭的“明”的道德+酷刑，甚至还采用了一个辅助战术，“文字狱”。帝国从此走下坡路。所谓康乾盛世是教科书上涂抹的口红，潜伏的危机，均被四库全书那些才子们用修辞手法轻轻抹去。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场从不缺肃贪，中国官员最爱讲道德。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既有那么多肃贪、又有那么多道德的逻辑矛盾里徘徊，相信，花柳楼上发生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就像相信人民日报的大标题，死缓彰显了法治精神。其实无论斩立决和还是死缓，都与彰显法治精神一根毛关系都没有，只与圣上一拍脑门的力气大还是利益集团拖后腿的力气大，有至深关系。
公元1644年，崇祯自杀前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就是说，你们这些负心人，平时白养你们了，关键时刻一个都不见，是你们搞死我的呀。
276年前，大明帝国的第一任皇帝朱元璋站在应天城高台上发誓要搞死那些贪官污吏，经过276年卓越的努力，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终于死在歪脖子树下，哀怨认为自己是被贪官污吏搞死了。
讲完明朝的反腐倡廉，现在我们再回到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很郁闷，心想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就像地里的韭菜，割了又长呢？新冠疫情、洪灾、经济衰退、香港抗议、台湾独立、新疆集中营，习近平不由想起恩师毛泽东常念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